根据华西教育联合会的现行制度，小孩要在初小学习4年，在高小学习3年，如果成功通过考试，那么再在中学学习4年，这一阶段相当于加拿大学校的高中。
当然，我们在四川工作的早期是没有这个年级的学生的。我们的努力局限在小学工作和小学生当中。更高年级的学生对我们所提供的东西不屑一顾。另外，全国的科举考试也是考传统那些短文和诗句的经典，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学习事实上从没有听过的诸如文学、科学、医药等等无关紧要的学科呢？但时代改变了。受到外国冲击，特别是战败于日本，使得当权者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价值所在，即便这只是所谓的“奇技淫巧”。所以，科考这个神圣的考试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与外国教育有一点关联的东西了。因此，这会让那些怀着渴望的学生来学习一些数学、地理，甚至是西方的历史。随着交流的增加，对官员和翻译人员来讲，外文也越来越具有市场价值。
据此，我们发现隔离的圈子被逐渐打破了，而且官员的儿子和其他学生也找到我们寻求特别的指导。何忠义先生在1897年从成都送来了报告：“一些年轻人一大早就来参加数学和英语课。何夫人负责教英语。几乎每天都有人来问我能否教他们的儿子。会有人对在这方面开展更高等的教育感兴趣吗？”
同年秋，文焕章医生从嘉定发来报告：“为响应多次的请求，我开始在晚上给那些希望学习西方知识的一小群文人上课。结果令人鼓舞。这不仅仅使这个班的人对我们有了更好的印象，而且这个班的学员所取得的进步还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尽管学员们交纳的学费很少，但也足以支付活动室的租金和过去数年的费用了。许多人都表达了受教育的渴望，而且如果我们有时间和设备的话，就能在学生当中取得很好的成果。”
1900年的剧变增加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知识的愿望。王雨春医生在1902年嘉定的报告中写道：“有一个班的年轻人都在学习英语，他们都为此付了不少学费。我从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开始给他们上课，并成功地让他们定期参加了活动。”
与此同时，启尔德医生从成都送来了报告：“10月份，为响应请求，我们开办了英语和数学班。名单上的人数有70到80人，收取学费的总额也已超过270元……”
看起来行动的时机已经到了。某人或更多的人应该被指派去全职负责这项重要工作。我们在此摘录一部分1904年杜焕然先生在成都所写的报告：
“所有协会都无一例外地认为，成都这里的教育工作已经发展成熟……年度委员会认为我适合到这个部门工作，我也正准备尽可能快地学好中文。当然，我们必须要有房子和设备。我们本应有一位自然科学专业的毕业生，如果有可能还有一位实践科学的毕业生，会于今年秋与新代表团一同到来。这些人和当地的其他人员一起，可以组成大学教职员工，同时还能协助医学的培训。”
1905年，中学的工作算是非正式地开始。因为这只是在一些优秀学生已经学习了英语的基础上，增加了诸如数学、地理和哲学这样的课程。这20名学生当中的大多数是走读生，一开始只有两个来自荣县的学生住在学校里，他们分别姓刘和曹。其中一个由街对面的福古森夫妇教英语。在他们诚恳的劝说下也加入了我们学校。在这些学生当中，有一位叫刘里显（音）的，他后来成了我们中学的第一位毕业生，刘先生从辛亥革命开始就成了全省兵工厂的监督，后来成了省长的顾问。现在他回到大学来完成他的大学学业。
刚开始上课的地方是在四圣祠礼堂后面的两间小教室里。夏天，新购买的用作医院的房子当中，我们对其中几间旧的中式房子进行了改建，学校就在秋季开学时搬到了那里。我们开了个好头，在这一年从北京传来了取消科举考试的法令，并要求新式学校采用半西方式的课程。
与其他年份相比，1906年简直就是洪水之年。关于春季的报告这样写道：“参加中学的总人数为79人。课程包括以下科目：中国古典文学、伦理学、历史和作文，所有这些是在一位中国文学硕士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们为此每月必须支付20金圆。在5个班当中，每天启希贤教其中两个较好班级的同学学英语，启尔德负责教化学和物理，每周三次。杜焕然先生教西方历史，每周一次。同学们还要每天学习数学、地理、天文和生物。每天早上，所有师生都聚集在一起活动。他们都会参加学校周三晚上的聚会……”
“从费用上来说，我们每月收取住宿生2.5金圆，走读生1.75金圆。到目前为止，收取的费用大体上能支付学校的开支，如填补走读学校的赤字，提供书桌、凳子、床、椅子、桌子、书橱、窗户、地板、油漆和许多其他学校的维修用品，还有中国教师、仆人、厨师和其他人员的工资。”
“中国的学校在全力发展，每所学校都有大量的政府人员、教师和助理教师、督学等等，并为此支付了大量的工资（对中国人员）。在这些学校当中，大多数情况下学生得到资助，学校还提供住宿、衣服和书费，而我们是收费的，并且身为外国人有很多不便之处。所以，如果我们想从事这项工作，并发挥我们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必须展现出最好的教导方式和成果。”
上面所提到的竞争，证实了下一年里发生的事情。让那些负责的人感到吃惊的是，参加的人数渐渐地变少了，下一个报告里这样写道：“在我们中学里今年注册的人数是48人。”然而，人数的减少可能是一种假象，因为我们应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上面所提到的会员学生培训上来。
另外，接下来的这一年表明我们的情况又一次发生了转变，我们在这一年（1908年）的报告中读到：“两年前，我们身处教育改革的高潮当中，随之而来的是改革法令。两百多名学生拥进我们在成都的各个学校，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住宿条件，并渴望学习一切知识。法令表示在未来，官员要从学校的学生当中挑选，这样每个对此抱着渴望的人都看到呈现在面前的财富、名誉和权力。在他们的心目中，只需要几个月就能掌握西方教育所教的内容，接着他们所期盼的生活就唾手可得了。”
“后来从北京发来的法令说，政府只承认公立学校毕业生的学历。几乎和他们来的时候一样迅速，我们学生立刻开始退学，并转入公立学校里去了。我们请求将学校注册为私立学校，就像许多其他乡绅开办的学校一样，但遭到了拒绝……在过去的六个月当中，风向又转变了。不幸的是，对公立学校而言，这只发生了部分改变。我们发现，要机构减免已收的学费是很困难的。我们也找不到教师，那些在日本度了几个月假回来的人很快就达到了他们的极限。”
“同时，我们的形势也得到了缓慢的改善。我们的力量得到了增强，启尔德博士每天都花两小时教理科，一个小时教音乐，同时客士伦（Carscallen）夫妇每天都来协助班里的英语教学。”(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我们将现在医院的大楼推倒，修建新的大楼。1907年春，学校搬到了现在的所在地，位于四圣祠转角处的落魂桥街小学里。1908年，杜焕然先生一早就去度假了，所以启尔德和客士伦先生相继接管了他的工作。在这些年当中，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人们对联合会的感情一直在飞速地增长。1908年的报告当中写道：“我们长久以来期盼的大学校址已经买到手了。它位于城市东南角外的河岸边，离我们机构所在地不到半小时的路。其他三个机构也加入了这次联合购买行动。”
1908年秋，我们决定作为期盼的联合会的第一步援助计划就是，所有机构都把自己的中学搬到新的大学校址里去，并整合所有的教职员工和班级。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第一个联合会的工作开始于1909年春，一年后1910年3月11日首个大学班开学。有人建议联合会中学工作的时间只是暂时的，但到目前为止这项工作还是成功的，所以这有可能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工作。近来，协合大学董事会接管了协合中学的管理工作，购买了用于永久性建筑的地皮，那4间小而简陋的临时建筑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使命，而且我们还得到了关于新大楼和所有现代设施的一笔拨款，大楼能容纳600名学生。相继负责成都协合中学工作的人员如下：杜焕然（1905～1907年）、启尔德（1908年）、客士伦（1909年）、罗成锦（Robertson）（1910～1911年）、杜焕然（1912～1914年）、罗成锦（1914～1916年）。
现在协合中学注册的学生人数有170多人，不包括参加部分课程学习的插班生和师范生。每个机构都为自己的学生提供宿舍。因此，机构能在道德方面与学生建立紧密的联系。我们自己的协会宿舍现在有约70名学生。这不包括住在新大学宿舍里的大学生。每年的费用是24墨西哥元，住宿费是每月2元。
自1910年以来，我们就非常强调这个地区的教育工作。由于……的中学教育进行得非常顺利，所以我们对建立第三所中学这件事情犹豫不决，特别是一开始我们学生的人数比较少，并且能够在其他机构学校里住宿。成都的工作取得成功之后，机构自然地想在重庆也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有人就对我们提出结成联合会的建议，要求或者通过按年级划分学生，使用现有教室或者新买一处位于中间地段的房产，把所有的学生都安置在这里以便使大家受益。然而，我们发现随着讨论的深入，既得利益和当地传统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不可能完成这样一个激进的行动。所以，尽管从1910到1911年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件事，但直到辛亥革命时也没能取得什么进展。
与此同时，我们自身的教育工作受到了一定影响。机构在1912年决定，让海瑞斯先生在辛亥革命结束从边境回来后，直接去重庆曾家岩的学校与那里的负责人一起工作，为两个机构或与其他机构建立一个更为永久性的联合……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由我们协会出一半的资金来购买旧址和大楼，由双方共同管理，并负有相同的责任，不仅是双方的教师，而且两个管理委员会都应指导学校事务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这项协议还没有得到总理事会的批准，由于观点不同，这里边还有不少困难。只有两个机构联合进行的尝试会成功还是会失败还有待观察。如果这个尝试失败了，那么我们是否要在重庆开办一所自己的中学或把精力放在其他中心站里仍然是个问题。无论如何，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似乎会在涪陵、荣县或自流井和其他中心站开办中学，在这些地方都有小学作为这项工作的基础。另外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中学还会形成一个庞大的人才库为已经繁荣发展的华西协合大学提供文学、科学、医学方面的人才。后者自然是我们教育希望的工作核心，从这里走出来的领导者才能塑造这个全新而古老的伟大国家的观念、历史和命运。
总的来说，这就是我们加拿大协会在华西头25年教育工作的故事。在这个简短的总结里，有许多发生过却没有提到的趣事或重要的事情，可能还有其他许多被忽略的事情。但我们仍然相信，上面所提到的内容足以描述我们发展的概况，不久以后我们会给出一个更为详细的调查报告。因此，在这里谈了大量有关我们教育工作方面的情况，讲述了在同我们的学习过程成长的学生人数，以及他们所影响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情况。事实上，我们主要的目的并不只限于使他们受教育，而且还要净化他们的心灵，让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能够为社会、国家服务……
接着我们会回顾过去25年当中的前半段，截至1904年，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教育工作还局限在小学，发展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这个国家的传统和精神还在固执地反对我们。古代的典章制度仍占据主导地位，限制了我们尝试的范围，像铁圈一样束缚着人们的努力。然而，外来力量的冲击和看起来不起眼的分散在各地的小型学校却发挥着它们的影响，直到最后，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整个旧的教育制度轰然倒塌。
幸运的是，我们的同事们在大体上正确解读了时代的需求，并通过建立教育联合会和其他类似的措施，为迅速到来的危机做好了准备。自1905年以来，我们进行的教育运动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正如记载的那样，我们不仅建立了初小，也建立了高小、夜校、幼儿园、自助部门、工业班、暑期师范短训班和全日制的师范学校，外加中学（高中）和专业学校。最后，在运动发展的最高峰，我们共同努力成立了华西协合大学。大学有着完善的教师队伍、部门和各种课程。的确，当我们把这些结果放在12年当中，从中国当时所处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成果是有些让人不可思议。
表8－2 教育发展数据比较 单位：名
上述统计里只包括了我们机构的学生人数，如协合大学这类联合机构的学生等。暑期师范班和其他非全日制班级的学生就没有计算在内，师范学校的学生现在有7名，是被计算在中学学生人数里面的。即使不算我们幼儿园和学习手工业的小孩，以及我们女子学校的大部分女生（这些学生是妇女会统计的），我们在教育机构中的人数也由1人增加到52人，学生人数也从1人增加到62人。
下一个12年会呈现出相同的增长吗？那么我们必须准备如下条件：
表8－3 到1928年为止部门比例的发展 单位：名
这类数字对人是有感染力的，但它与过去的发展相比，也不那么让人吃惊。即便是在那时，它们对我们所要负责的人数来讲也是很少的。站在全局的角度来看，四川大约有一千万人。如果像通常那样来计算，七人当中有一个人是小孩或处在受教育年龄的年轻人，那么在四川应当受教育的人数就是两百万。到1928年，在机构赞助下这里应当有十分之一的人确保受教育，而现在这个比例少于五千分之一。现在机会的大门已经敞开，被不断的动荡局势和革命削弱了力量的政府，以及遭受劫掠的贫穷民众不能为教育的发展提供基本的条件，所以他们非常欢迎与我们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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