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从理论上来讲，中国庞大的人口被人为地分为四个阶层：士、农、工、商。因此，教育的地位就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上，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划分。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顽强地固守这样一个原则，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近千年来，官员们一直是通过某种考试系统被挑选出来的。同时，当官也是人们获得荣耀、财富和权力的最高理想。因此，在过去的岁月中，父母们很自然地怀有强烈愿望，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进入光荣的文人阶层。事实上，如果儿子得到高官的位置，他不仅仅能够为父母、现世以及后裔带来财富、荣誉和权力，而且还能够将这种荣耀带给早已去世的祖先们。几乎没有比这更强烈的诱惑了，没有多少学生会比参加科考的学生更加刻苦学习了。
尽管这荣耀值得埋头苦干，学生当中也出过真英雄，但这个制度仍然有许多需要批驳的地方。它是以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先贤的主要思想为标准的。这更多重视了模仿、记忆和正统，而不是真理、思维和原创。因此，这些先贤的学说变得软弱无力，道德准则成了一纸空文。另外，它将教育简单地看作是选拔官员的测试，而且是针对少数人，这些人没有为全社会各阶层的人服务的意识。中国没有制定大众教育的法规，所以大约十个人当中只有三人识字，而且这一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可能忽视了占据人口一半的妇女，她们大都成了无知而愚昧的人。妇女通过教育想得到什么呢？她又不可能当官！
学生学习的内容也有诸多要求。它们由所称的“四书五经”构成。中国人认为，必须学习每一本书。四书指的是以下四本：
第一，《大学》，由两篇组成，据说为孔子所作，由后人哲学家曾子加注。书中讨论了政策的伦理基础。书中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第二，《中庸》，大约有四十四篇，传统认为是由孔子的曾孙所写。开篇第一句就指出了本书的宗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前者是固定不变的，后者“不可须臾离也”。因此循道的君子应天而成事，他人以之为榜样，则“天下宁”。
第三，《论语》，有大约五十篇。它是由圣人在不同时间所说的话组成，还加上智者个人的习惯和行为举止的记述。从后者我们了解到：“君子红紫不以为亵服。色恶不食；唯酒无量，不及乱，不多食，食不语，寝不言。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第四，《孟子》，孟子是生活在孔子两百多年后的著名孔子门徒。该书有一百七十五篇。就像他的老师，孟子生活在乱世并力求找到一种合乎道义的政治制度。他教导人们，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他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他宣扬民众驱逐无道君主的权力，即使是在今天他也能代言正义的革命。
五经主要是以下内容：
第一，《诗经》，包括三百多首短诗，主要是先民在宴会、朝廷或田野里唱的歌。据说是孔子将它们收集起来的，所以现在，即使是最荒谬的政治和哲学的解释，也必须用在这些简单的民谣上。
第二，《尚书》，包括四十八篇短文，从公元前的尧舜开始，直到孔子所在的前一个朝代。通过对古代的君王事例和箴言的记述，颂扬了忠孝和美德，谴责了奢侈和酗酒。
第三，《礼记》，是记载有关朝廷、丧葬和不同活动甚至日常生活的庆典、礼仪和习俗的书。内容是对古人行为记述的节选，估计是由孔子编撰，因此历来传统将其认定为正统。
第四，《春秋》，直接由孔子本人所著。这本书记载了孔子生活当时和以前两百多年所发生的大事，整本书读起来枯燥无味。其中一位门徒写了评注，试图用鲜活的事例来装饰枯燥的内容。
第五，《周易》，一本想通过古代神秘图形，来预言和解决国家、个人、精神和实际生活问题的书。它构成了中国哲学以及现今算命和占卜的主要基础。
除了上述的九本书，以前的学生还必须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和《孝经》。最后一本书《孝经》的内容是一系列普通的对话，据猜测有可能是孔子和他学生的对话，包括忠孝的由来和发展，但真正的成书时间应该晚于春秋。(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育的内容。尽管它包含了很多优秀的道德原则，并且由于本质的纯洁是值得赞扬的，但却相对古老、狭隘。它缺乏像数学、地理和口语这类的平常性。那些能把上述十本书和许多注解倒背如流的文人，却连自己的账目也算不清楚，也不知道自己国家的首都和省会，也写不出他们日常所说的语言[1]。
我们第一批到华西的义工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传统教育在理论、方法和内容上的缺陷。赫斐秋医生在东部住了很长时间，特别了解各阶层对知识的崇敬，以及传统面对新事物的辩解和力量。这在他刚到中国时所写的信里表达得非常清楚（1892年）：
“当地民众的无知令人震惊，冷漠尤甚。这是一个有着巨大疆域的国家，但只有一两份本国办的报纸，并且在除开放口岸以外的其他地方还很难见到。这片土地上没有大学和高中，也没有铁路。”
“加拿大协会将要在一个有大约一千两百万男孩和青年人的省里开展工作。你们要拿这些孩子怎么办呢……我确信你们希望他们了解比现在多得多的知识……我们团体当中的男女能够接触到数百万人当中的少数人。你们必须帮助我们，派出更多有热情、乐于奉献的年轻人，那些敢于这样做的人。”
接着他写道：“我越来越确信，工作会在儿童身上取得很大的进展……为了表明这项工作的重要，当我写这方面的情况时，一些妇女和小女孩前来拜访我和我女儿。如果这里没有学校，他们是很少会冒险这样做的。我们不仅把理念传到学校的儿童耳朵里，而且他们会把听到的每件事情都详细地告诉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我们必须安排一个人全面负责教育工作。”
这项请求提出已过去整十年了，却没有任何回应。与此同时，学校工作开展起来。这是我们部门建立与发展的历史，主要涉及了我们在这个阶段的工作。为描述发展轨迹，我们会尽量让同事们讲述这个故事。自然这里面有许多变动和令人沮丧的地方，但结果却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尤其是那些将时间、精力投入这项工作当中的人们。
第一队人员有赫斐秋、启尔德、孙绍鸿与何忠义，他们与各自的妻子于1892年5月到了成都。1893年，赫斐秋医生在租来的地方开办了一所学校。何忠义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写了关于开办的情况：
“2月22日旧历新年开始时，我们开办了一所学校。机构请了一位中国教师，让他教15位学生。第一个月结束时，我们已经注册了40名学生。每天外国干事花一到两小时教导这些儿童。学生在校背诵课文。我们的责任是解释课文，指导唱歌。这迄今为止是非常成功的工作。孩子们正处在易受影响的年纪。真理正以一种永远也无法磨灭的方式印在他们心里，外在效果很好。每个出现在礼堂的家长都对外国人表示友善。人们经过我们的地方，了解到我们为那些付不起学费的孩子开办了一所学校，认为我们是好心的人。这是一项会影响未来的工作……中国的男孩和女孩在经教导后，能用正确而甜美的声音来歌唱……”
同年4月，孙绍鸿夫人在记载中提到，并非所有注册的学生都到了学校，并对其中的女生作了详细的记录：“在走读学校中有30多个学生，其中两名是女孩。在中国，人们认为没必要让女孩接受教育……”
赫斐秋医生在年末所写的报告表明，学校的新生人数减少了，但女孩的比例增加了。“我们已经开办了一所学校，有29名学生，其中9名是女生。学校上午7点30分上课，8点30分活动……学生们很聪明并且学习热情高涨。我们相信这个学校会发展成为城市里极具影响力的一个机构。”
这个小学和分散在整个国家各地的初小有许多共同之处。学校通常有一个房间，有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老师，一些磨光了的黑色或比较脏的四方桌，每张桌子周围都有四只或更多的小而明亮的眼睛，黑头发的男孩或女孩。他们（她们）坐在高高的无靠背的长凳上，短短的双脚悬空，从早到晚大声朗读数不清的奇怪的字，许多年来孩子们都不知道这些字的意思，也没人希望他们知道。但干事打一开始就让学生感受到他的影响。他教学生数学，这对中国古老的算盘系统来讲是个巨大的进步。为上地理课，他在墙壁上挂着地图和图表，开阔了学生的眼界。随着学习的深入，干事向学生解释了外国的书籍，这让他们了解不同的生活……外国老师们，带着他的乐观、热情和怜悯，赢得孩子们纯真但却忠贞的友谊，他们走出校门就成了全身心的首批真正的改变者，这打破了无知、冷漠和憎恶的壁垒。如果时间允许，我们会讲述那些受影响的儿童对社会的价值的有意义的故事。他们前来帮助歌唱，把父母和朋友带到阅览室、演讲、医院中去，协助传播在体育、娱乐和社会标准上的新思想和新精神，或者迅速成长为大人，并成为更新更高生活理想的领头人。
小学的工作已开展了24年。它可以从中被分成两个时间相同的阶段，即教育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后。各个工作点的发展细节会分别加以表述，这里只给出一个大体上的总结。不幸的是一年中不同时期的报告变动太大，所以只能得出大体上的数据。
（杜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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