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离海边有2400多千米，这个中国西部的利物浦，是四川著名的商业中心。它坐落在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一块狭长的土地上。两条河流是通向四川北、西、南三方和云南北部的天然道路。因此，重庆成了这片广阔大地的商品市场，并且同时也成为所有来自中国东部或遥远外国的商品到上游和大西部去的集散中心。直到最近几年，轮船才可以开到离重庆东部800千米处的宜昌港。现在少数大马力的轮船可以在一年的六个月当中，不顾长江上游的急流和漩涡直接开到重庆，而另外的六个月，我们还不得不继续使用老式的中式平底帆船。
对工作和生活而言，重庆并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某本旅游书上把它称为“台阶与咒骂之城”，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两条江冲刷下了深深的河床，把这座城市置于高高的峭壁之上，在城市的峭壁边缘是城墙。城门向下是一条长长的台阶，上面到处都是泥土和垃圾，衣衫褴褛的乞丐在其上乞讨。几千人不断地用水桶从江里为70万居民取水。重庆的街道狭窄，上面铺着石板，许多台阶让车辆无法通行，卫生条件可以说是非常原始。除了上面所说的，重庆的气候温暖潮湿，偶尔有微风，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干事也会觉得这里的条件是很艰苦的。
协会于1910年在重庆开始工作，接管了某个英国机构的区域和房子，该会已决定撤出华西。杨格非（Griffith）医生于1864年考察了重庆，1884年威尔逊（J.W.Wilson）被派到重庆。不久后，戴医生（Davenport）在此开展医疗工作。同其他人一样，他们对租到的房子还算满意。当地的房子被修葺和改装之后成了住房、活动室和医院。由于重庆的条件，干事的身体状况通常都很糟糕，这并不令人吃惊。所以直到1910年，这里的人事变动都很频繁。在那个日子里，樊立德医生负责医疗工作，柯勒顿（A.E.Claxton）和我负责其他工作。
不久后家乡传来了消息，我们必须节省所以会放弃在华西的工作，这让干事们非常难过。协会在充满热情的前进运动中正寻求新的更大的地区。云南和贵州已经被考察并讨论过了。现在，这片沿着宽阔河道，沿途有500多千米的区域，还有什么比在这里更容易开展工作的呢……
新的管理方的出现，并没有完全得到当地会员的接受。他们感到自己被一个外国团体移交到另一个机构手中，却没有咨询他们的意见……但是有两位以前的干事留了下来……很快双方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第一年的工作是令人难过的，这是由于几个月后卡尔森就不幸去世了。机构不认为他是在重庆的员工当中最有能力的人。哎！在他第一次到这个地区的途中就染上了斑疹伤寒。他的去世给当地会员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原来的礼堂能容纳150人，这实在是太小了。总会决定把修建新礼堂的责任交给当地人……经过数年耐心的努力，1906年一座可容纳550人的漂亮礼堂建成了……入口在一条非常繁忙的商业街上，礼堂比周围的建筑都要高，采光和通风是最好的，从各个方向来看它都显得很宏伟。
协会成员包括一些富有的商人，其中一些人把妻子和小孩也带到礼堂来了。男会员的人数远远多于女会员……
来自伦敦的机构已在重庆开办了一个初等小学，但将工作移交给我们后，当地才开办了第一所高小。1911年，哈里斯（G.G.Harris）被派到重庆从事教育工作，因此协会安排在位于曾家岩的学校里开办一所协合中学，这离城大约有4千米路程。(www.xing528.com)
为了与机构的策略相一致，我们在城市或郊区开设了好几所初小，文学学士牛顿（R.H.Newton）先生负责初小和高小。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每个初小都日益兴旺。
威尔逊夫人、欧文（Owen）夫人、柯勒顿夫人和后来的帕克夫人加上樊立德夫人都曾经负责过女校。现在，女校和妇女工作都移交到了斯帕林夫人手中，她试图承担起以前两名妇女从事的工作……在重庆我们这一阶段的工作所得到的支持寥寥无几，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伦敦的机构事实上放弃了所有改造过的房子。两处大部分由砖构成的房子被用来作为住房。医院是由砖建成的并且可以容纳大约80名住院病人，外加手术室和药房。后来，我们又为门诊病人增加了一个方便药房。在这里，每年都进行数千次的治疗以及数百次手术。即使是在辛亥革命中，医院的工作也没有中断过。在樊立德医生度假前，斯维兹（Switzer）女士作为护士和护士长增加了人手。随后，沈德才医生接替了他的工作。
我们多次讨论与他人在医疗工作方面的合作，但至今没有做出任何决定。我们的医疗工作因为房间不足而大大受限，所以必须修建一所新的大医院，并增加人手以应付病人的需求。
协会有如此庞大数量的干事，医院以及大的新闻社，需要大量的后勤供给。负责的是某外国运输公司，他们从宜昌将所需之物运到重庆，其间损失巨大而且耽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还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开设了一个公司。布林格先生和琼斯（G.R.Jones）担任经理。直到现在，要为公司找到一处合适的房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公司的接待、货物提取和船运都需要大仓库。同样，为路过重庆的干事提供住处也需要大的寓所。重庆的房价很高，但到最后，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处地点，并已经建成了能够满足需求的房子。
辛亥革命期间，当难民们住在我们机构院子里面时，他们对协会的工作发生了兴趣。人们热心支持它，现在协会从当地人那里得到了很大的资金支持，并建成了一个造价为4000元的四层楼房，包括健身房、教室和寝室，全部看起像是一个现代的青年俱乐部。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一事所引起的动乱耽搁了协会的工作。在1916年秋，文学学士福先生（H.Y.Fuh），这位华西协合大学的首批毕业生，接管了这项工作，我们希望过去八年的梦想会很快得以实现。
辛亥革命爆发前，协会只在重庆工作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干事都必须离开四川。重庆……被认为是一个可供一些干事逗留的安全之所。危机时有四个人留在这里，大多是通过信件和对工作点的短暂访问，与各地的同事们保持联系。重庆城里的政权更迭没发生多少流血事件。在二次革命中，城内外发生了持续数日的战斗，死了许多人，外国人的生命也处在危险当中……在这充满恐怖的数周里，我们在自己的房间、医院和学校里接纳了2000多个家庭的难民，他们能在这里安然入睡，其中大部分是商人及其家人。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扫除偏见相互接近的时刻，并且能向那些迄今为止不与干事接触的中国上层社会人士敞开大门。
［帕克（J.Parker）］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