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是一个有着20万人口的繁忙的商业大城市。它位于长江边，另有从北面而来的沱江汇入长江，离重庆以西约240千米。泸州到自流井东南部要三天，走陆路到重庆要四天。
1907年10月举行的特别会议决定：“本会议再次确定，在泸州开展工作是有必要的。”因此，在1908年1月所举行的会议上，确定在那里开设工作站，并指派我（李芝田）和妻子一起到泸州开展工作。
当年8月我们到了泸州，事先租了一处当地的房子。房租很便宜，因为当地人认为这个空了好些年的房子闹鬼。然而，魔鬼并没有来打扰。
星期天，我们把临街的所有门都打开，一个人站在门口邀请周围的人进来。当天是赶集日，所以街上挤满了人。很长时间里，没人对我们的邀请作出回应。众人都知道这是间“鬼屋”。尽管已经是1908年了，当地人对外国人仍然没有什么好感。几天前，启尔德医生骑马穿过大街时，还有一个人叫道：“这里有个洋鬼子！杀了他！”医生停了下来并把这事报告给了警察。
在那天，我们……几乎已经绝望了，最后终于有个好奇心战胜了恐惧的人打破沉寂走了进来。发现他没什么事儿，其他人也跟着进来了。接着，人们不断地进来直到我们的小会客室容纳不下为止。坐在木板上，这一小群人聆听了我们来泸州的第一次宣传。
1909年4月，机构活动室正式开张。我们小院子的入口附近有一大片开阔地，这在中式院子中很常见，它被称为“厅”。我们对它做了一点改动，把它当作一处不错的会客厅。摆上一些长凳子、一个平台和一个讲坛。此时我们有幸请到了肖恩医生（T.E.Egerton Shore）和本尼先生（M.M.Bennett）以及谢道坚医生，所有这些人都对我们的成功开办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在泸州，除了西门租来的院子，我们主要的建筑都位于同一条街上，大都相互挨着。这些建筑是西式风格的，包括一个活动室、一间药房和两处总会的住房，外加一处妇女会的住房。另外，医院正在修建当中，工程会于1917年年初完成。现在我们仍然没有供医院使用的房子（只有地皮），也没有男校和供教育干事居住的房子。另外，妇女会还缺少供女子寄宿学校使用的房子，她们现在用的是一所经过改造的民居。
我们机构的院子是用砖建成的，有两个塔楼。礼堂周围有八间可以敞开大门的教室，此外，在塔楼里还有四间教室。新礼堂于1914年4月对外开放，此时我们有幸得到了来自启尔德医生、夏时雨（H.J.Openshaw）先生和丁立美的帮助。
现在机构有47名正式会员，39名预备会员和174名爱好者，总共260人。在机构里有各个阶层的人，所以我们感到机构正逐渐渗透到当地社会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和当地人接触，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后。这一年，当这个地区的南北双方开战时，人们很自然地找到我们寻求庇护，我们的院子变成了避难所。人们已经开始信任我们，通常地方权力高层也向干事寻求建议。(www.xing528.com)
城里面我们有了两个街道活动室，我管理其中一个，另一个由武德（Would）管理。我们也有一间阅览室，可供所有人阅读文献。
我们在泸州的教育工作仍处于开始阶段，这是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的教育人员，也没有能将全部时间投入教育工作的干事。学校仍然由机构会员负责，我们现有的学校使用的是医院内的临时房间。这一年我们有100名在校的男生，一些是我们会员的小孩，但大部分是当地人非会员的孩子。泸州是教育的中心，这里既有公立的中学也有公立的师范学校。我们希望机构很快建立一所学校，并且有一位能将全部精力投入教育的同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住不断增长的机遇。
樊立德医生于1911年春在泸州开展医疗工作。他把在北街租来的一间房子当作了临时药房。大约同一时间，他买了位于城里小河边的一块地作为医院用地，和机构其他的地产在同一条街上，加上相邻的两块地，共同构成了一处进行医疗工作的绝佳地点。
1912～1913年间，福古森（Ferguson）医生修建了一所砖构药房和有围墙的医院。为了门诊病人，他对这个药房进行了非常出色的改造，改成了一个牢固的、光线明亮的建筑，里面有诊断室、药房、小手术室和仓库等等。上面所提到的小房间是供住院病人使用的，一直用到我们有了合适的病房为止。医疗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被革命所影响。后来在1913年3月初，福古森医生因妻子的健康问题被迫返回加拿大。还在学习中文的辛普森医生接替了他的工作，1915年1月武德医生重新开展了药房的工作。除了星期天每天都能见到门诊病人，而且住院病人的人数还不少。我们发现泸州人非常热切地乐意接受西医治疗。
1916年上半年住院病人的人数总共是280人，我们让他们躺在诊疗室、候诊室等地方，或在地板上和草地上，就像青鱼一样排在一起，他们大部分是伤兵！来自云南的军队和北方的军队在泸州交战。我们的医院和叙府、自流井、成都和重庆等地的医院都成了红十字工作的中心。每天都有好几百人跑到药房来，这几个月的战争当中本省的医疗人员非常忙。现在北方军已经撤退了，来自云南的军队占领了这个城市[2]，每天都有一些人接受了我们的治疗。
在过去的八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变化。布雷夫妇（E.R.M.Brechen）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沈医生在泸州待了两年，摩根女士学汉语时大都住在泸州。来自妇女会的布鲁克女士（C.A.Brooks）在第二次休假回来后就被指派到泸州来开展工作。1911年3月，她仍然负责这里的工作。汤普森女士（M.E.Thompson）、乌尔女士（Jennie Ure）、霍特女士（J.E.Holt）、谢里特女士（L.B.Sherritt）以及杰姬女士（F.F.Jack），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在泸州度过了一段时间。
泸州是一个战略中心，我们为荣县和重庆建立了联系。在城市和乡村，我们至少要独立面对50万人。每个地方我们都看到了各阶层对我们的信心。所有这些迹象表明我们迎来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机会。加强我们成员的力量和尽早完善我们的设备是非常重要的。
（李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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