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外国人及机构的态度：巨变已显现

过去的25年当中，我们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对外国人及其机构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刚来的时候饱受众人鄙视，甚至最底层的人也这样做。对文人和达官贵人来说，我们不值一提，只要有机会就会把我们骚扰一通并驱逐出去。人们通常认为我们在自己的国家犯了什么罪，为了逃避惩罚才跑到他们国家的这个内陆省份来。我们的私人老师一般都是文人，有些还有功名。他们教我们中文是因为每月能得到报酬，但他们都不愿意被别人看到在街上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我仍记得，有一次当我说服我的老师和我一起上街时，他一直非常小心地走在前面，这样别人就不会认为他是和我在一起了。也许他认为同我在一起会让人知道他是我的老师，作为长辈走在前面，而学生走在后面。当我们走在街上时，周围的人就取笑我们。为了获得他人的尊敬，我们不得不经常雇一顶轿子，然后跟在后面。这样会让我们在独自步行时在旁观者眼中有那么一点身份。最幽默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天在街上，当我从一个人身旁走过时他说：“短的来了。”他的意思是“矮人来了”。它首先指的是我的头发，这与中国人的辫子截然不同。众人在看笑话，我一个人走过去时心里感到很烦乱，但对此也没有什么话好说。

医疗工作使我们交了几个朋友。通过宣传我们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但在1896年，我们在暴动后从边境回来时，地方官员和武官对我们格外留意了，他们急切地想要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处境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变。最令人满意的结果是，听我们宣传的人数增加了许多，想了解并学习我们理念的人也比以前多了很多。

成都人称呼我们为“洋崽儿”。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遭到这样恶劣绰号的侮辱，为了发泄他们对外国人的恶意，即便是在中国中部这个称号也经常被人使用。我们听到的最坏称呼有“洋狗子”“洋崽儿”等等，最有名的一个是“洋鬼子”。这在汉口可以经常听到，但在华西却不为人所知。然而1896年事件之后，在华西所有这些关于我们的蔑称都从各阶层的话语中消失了。一个外国人可以从成都城市的一边走到另一边，也不会听到任何一句不中听的话。

1896年以前，我们要买东西是很困难的。清政府设置了许多障碍，甚至干脆禁止交易。1896年后一切都变得容易了。尽管北方的拳乱（义和团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各阶层人们对外国人的态度，无论是对干事、商人或是领事都一样……北平被各国军队占领，慈禧太后外逃，清王朝分崩离析。中国也没能逃过……赔付巨额款项。

从1901年开始，我们便淹没在各种请求当中，如寻找一位干事或是在某处寻找一个中国籍成员，又或是“设立一个分站”或“办一所学校”，还有人告诉我们：“有许多人在城镇里聚在一起，但没有老师他们很难把书中的内容弄明白。我们要不要派一位老师去？”对于其中一些要求我们可以满足，但无法应对全部请求。成员人数的增加是令人满意的，尽管在随后的数年中许多人是不坚定的，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数是稳定的……人数还在增长。(www.xing528.com)

辛亥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新纪元。从那以后，我们所面临的排外态度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战乱中，1911到1912年中发生了一些激烈而残暴的战斗，清政府军队和革命军都想方设法尽一切可能来保护所有外国人及其财产。他们双方都成功了。

我们的机构也成了避难所，这是25年来多么大的一个变化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1916年，当四川省不少地区出现混乱时，中国所有阶层的人，包括官员和文人，都跑到我们机构的院子里寻求保护，每个工作站都是这样。以其中一两个为例，泸州的机构拥进了许多妇女和女孩，在这里她们能免遭无法无天的军人可能对她们实施的虐待。在学校里，有很多日常的服务无法开展。我们允许很多人在院子里搭帐篷住下来。在自流井，大量的人向干事们寻求庇护，其中还包括某些上流社会的人士和官员。在成都，数百名难民，妇女和女孩拥进了妇女会开办的医院和其他院子，男性医院也接待了许多男子。与此同时，在重庆我们新的协会大楼也充当了避难所。

在上述情形中，我们的机构、学校和医院都住满了学生和病人……可以清楚感知到人们之间的求知精神，它欢迎所有关于真理主张的本质对话……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对外国干事及其理念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跑到机构当中或成为成员。但它确实意味着，现在中国的事业所面临的机遇是空前的。这种形势要求干事和成员完全的奉献，它要求在这个伟大国家工作的每个机构和组织都拿出全身心的智慧和诚意，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我们的机会，使事业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