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25年工作当中曾有3次因不同程度的战乱而被驱逐出境。
第一次是在1895年，成都发生了暴动，持续了大约一天半，我们机构的财产完全被毁，所有的干事，无论隶属新旧，都非常幸运地得以生还。暴动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民众对于未知外国人的动机和性格的无知与猜忌，与清政府的粗心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官方的纵容相互交织在一起。他们无视我们对于采取措施缓和民众潜在猜疑的要求，并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可以把这些讨厌的外国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于是我们被赶了出来，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但令清政府感到懊恼，令民众感到惊奇的是，清政府被迫为我们的损失而赔偿了一大笔钱。民众目睹我们在一年多后就回来了，所重建的比以前的还要大、还要好……
外国人的大批离开发生在1900年。那时，顾问会要求我们全部离开中国，因为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幸运的是，这些骚乱并未波及四川，至少两年之内没有，尽管在1900年这里也很危险。北京的老太后颁布的懿旨，要屠杀所有在四川的外国人，在我们离开3周前就到了成都的总督府。对于这个已经笼罩在头上的危险，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里只有一些谣言，幸运的是它并没有被允许传到民众那里。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对我说如果有麻烦，可以把孩子和妻子带到他父亲的衙门去避难。他的父亲是一位清政府的省级高官。这些高官纷纷向总督进言，因此他并没有采取行动。接着，委员会的命令到了，1900年6月26日我们都离开了这座城市，就像是其他机构的所有干事一样，向着边境进发了。第二年，1901年，我们又都回到了各自的工作站。再一次没有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也很小。清政府保护了所有的机构财产，我们回来时发现它们都完好无损。
无须多言，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外国人的声望，尤其是外国干事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外国人将不再受到蔑视。相反，人们敬重甚至害怕我们。在1901年到1903年以及1904年，我们又不得不处理所谓针对机构的“群众运动”。对这个运动的处理，就我们所知是明智而良好的。但随后，我们弄明白的一点是许多聚集在街道工作站和机构外的人，甚至是那些已经是成员的人，并不是受到我们理念的吸引，而是因为在那里能够得到相当的保护。他们想分享日益增长的外国人的威望，而不是分享成员体验的祝福。因此，许多人事后离开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从这些人中我们还是发展了一些坚定的、忠诚的成员。他们来时的动机或许不纯，也许是为了大吃一顿，但他们已心怀感激。
因为辛亥革命的缘故，我们又于1911年第三次大规模地离开中国。混乱始于成都，然而紧接着在武昌的武装起义就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1911年9月，所有在成都的干事应英国领事的要求聚集到我们位于城内四圣祠街的院子里。在那里，我们大约住了三个月，工作也停顿了，但我们自己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12月上旬，整个城市遭到了军队的洗劫并处于无政府状态。根据领事的命令，其他外国人一离开，我们也离开，大部分人都到了边境，只有少数人留在四川。他们可以在两到三个月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到了1912年下半年除了放假的人员，几乎所有的干事也都回来工作了。(www.xing528.com)
尽管当时政府与叛军双方的军队都在四处移动，每条道路和河流上都有土匪在，我们所有在外的干事又一次逃过一劫，没有一位干事受到伤害，也没有损失财产。我指的只是华西这片区域。无论在什么地方建立的政权，都费尽心机来保护外国干事和他们的财产，并且让所有人知道这是他们的既定政策……
在25年当中只有三次大的混乱，但小的起义和叛乱有很多，通常导致了许多中国人死亡，对我们工作的开展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以1898年的余蛮子（余栋臣）起义来说，当时一位法国人被绑架并被勒索赎金，此事持续了几个月之久。1902年四川的义和团运动当中，一些狂热分子冲进成都，但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全部被杀或被捕了。辛亥革命后，1913年四川也爆发了由熊克武领导的起义，其总部设在重庆。最后是1916年的“二次革命”，由云南的蔡锷领导。这次革命很快波及四川，袁世凯死后，民国重建，起义的领导也很快成了四川省的省长。1916年夏天，吴哲夫在从重庆到成都的路上被土匪抓住了，土匪最开始要求赎金，但很快在政府的压力下无条件把他给释放了。
在1913到1916年间，我们和其他的干事在四川做了大量的红十字工作。尽管中国的医疗部门比十或十五年前要好得多，但对此也是力不从心的。医生和其他干事到了前线或经军方同意尽可能地靠近前线，在那里他们把伤员集中起来并送到治疗站，再把他们送到最近的机构医院。伤员在那里得到医生几周或几个月的医治与照顾，疼痛得到缓解，生命得到救助，机构因此赢得了数百人的心。是的，可能还有几千人真挚的感激和爱戴。在从北方省份来的军队当中，许多士兵是以这种方式相识的。这里甚至有一些已是成员的军官，不同寻常的是他们看起来很高兴拥有这种和机构的关系，并且到处宣讲这事。
在华西最近的这些动荡岁月中，干事所做的另一项辉煌的事情是在敌对双方，在攻击方和防守方，在围攻者与被围者之间充当调解人。在许多例子当中，一队相当于土匪的散兵游勇，对一座城镇展开了攻击，其目的只是为了劫掠。通常在他们向城镇开火，打伤或打死一些人后，市民就跑到干事那里请求调停。当地居民害怕这项危险的任务，他们有着很好的原因：他们知道自己的能力所在！干事在当地一位或两位带头人的陪伴下前往参与调解会议，成功地达成协议，即在谈判期间停火，并在许多情况下，因为干事在促进和平和帮助避免混乱与拯救生命中所体现的无私与卓有成效的服务，赢得了成千上万人的感激。干事之所以能够完成上述这些使命的原因，在于他是外国人，是一位局外人，为各势力、各阶层所尊重和保护……许多人因为了解他的生活和品格而尊重和信任他。此外，众人都知道他在危险面前无所畏惧，对伤者富于同情心，并且对于任何金钱或好处的诱惑无动于衷。事实上，还有谁会有如此的毅力来做这样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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