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市核心区外部空间集聚驱动成果

经济全球一体化加速了高低之间的差距，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又使得核心城市对全球及区域经济的控制力增强，进而使得核心城市的产业、职能、空间等诸多要素发生了深层次变革，重点向知识型、服务型、信息型产业转变，进而始终占据着产业生产链及价值链的高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控制与决策职能、枢纽与核心职能、创新与设计职能等高端战略资源的空间集聚，并由此带动了知识与人才的高度集聚，成为推动城市中心区向极核结构发展的外部驱动力（图2.1）。

1）控制与决策职能集聚的向心力

图2.1　外部空间集聚带动力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之一。它通过全球金融市场的整合，商品和服务产品的全球分布，以及劳动分工在全球层面的重组和扩展，使城市成为世界经济的全球或区域节点，从而深远地影响着城市的经济发展。在新一轮的国际劳动分工中，生产活动向全球范围扩散，工厂和企业大规模地向边缘地带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扩散化趋势强化了对集中控制与管理的需求。而满足这种集中控制与管理的服务也是产品，为数不多的国际大都市就是生产这些最先进产品的主要场所，在国际大都市中最主要的生产基地正是这些城市的城市中心^[1]。由此推动了全球产业的控制、管理、决策、协调等职能在全球核心城市中心区的集聚。全球核心城市的控制与决策职能最直观的反应是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如核心城市通过企业总部来直接对企业的发展施加影响，而政府的部门和机构也会对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造成影响。此外，在核心城市地区还存在对经济或政治决策的间接影响，体现在与企业运营相关的机构对企业决策造成的影响上，如银行、交易所、保险公司等机构，它们控制着金融交易或者对其施加根本性的影响；而其他一些机构如律师事务所、广告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企业咨询所、市场调研机构等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也超出一般人的认识，上述机构的云集也是全球核心城市的重要特征。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国家的界限相对模糊，形成了以城市作为控制主体的全球经济体系，其中的核心城市成为全球经济的中枢，集中体现了对全球经济的控制与决策职能，主要表现在以金融与商务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的集聚上。与传统制造业以劳动力资源、交通运输费用、土地价格等生产成本作为区位选择的首要因素不同，现代服务业更加关注信息的把握、客户市场及商务环境等非成本因素，如：考虑接近客户便于沟通和交流，考虑靠近同行以便于分工与协作，考虑高效交通设施、高端信息中枢等基础条件，及高素质职员的易达性，考虑充足的高质量办公设施及有利于维持高质量、高效率、高品质服务以及自身形象的商务环境和市场环境等。现代服务业的这种区位选择偏好促使其逐步向客户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信息充分、人才充足的大城市的中心地区集聚^[2]，越是高端的产业及机构，越向更高等级的城市中心区集聚。而由现代服务业集聚形成的城市中心区，掌握了行业发展的动向、控制了核心资源的配置、制定了企业的生产任务，成为经济及企业运营的控制与决策中心，并与城市等级规模相应，形成了不同等级的节点，构成了全球经济的控制与决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核心城市中心区无疑是控制与决策的中枢，集聚了现代服务业中最高端的产业与机构，也具有了全球范围的控制力、影响力及辐射力。

在此基础上，高低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更多的优势资源、高端生产要素流向核心城市及其中心区，使得核心城市及其中心区的规模尺度及集聚力度得以进一步提升，进而推动了中心区产业的升级及空间结构的演进。在其推动下，劳动及资本密集型的环节、低端的产业及机构纷纷向外围地区迁移，利用外围地区的自然资源及劳动力要素而集聚发展；智力密集型的控制与决策等高端职能及公司总部则留在核心城市及其中心区，借助其良好的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形成高端产业集群。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核心城市与外围地区均能形成良好的发展，但核心城市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外围地区，使得两者之间的相对差距进一步拉大，又会使更多的优势资源向中心集聚，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高低之间差距的循环。在这一趋势作用下，核心城市及其中心区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动力，推动了其进一步集聚发展。

2）枢纽与核心职能集聚的辐射力

经济的竞争，其本质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竞争，谁控制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掌握了高端生产环节，谁就会在竞争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网络中，全球核心城市成为生产要素流动的枢纽与核心，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的集散中心。这类城市往往具有优良的国际口岸及国内交通枢纽，包括航空枢纽、远洋航运枢纽、铁路枢纽、公路枢纽等，成为全球、区域及国内生产要素流集聚、转换、分配的运转枢纽。全球核心城市对生产要素流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对各类一级枢纽的控制上，成为各类要素的“首靠港”，如核心城市具有线路最多的国际航班，并与其余全球核心城市及区域重要城市均有良好的线路联系，而跨越国界等远距离的航线则多需要通过这些核心城市转换。此外，随着高端电子产品、奢侈品等高附加值小型消费品的发展，国际航空物流也得以飞速发展，而具备大型国际航运能力的机场也多分布于这些核心城市，进一步强化了其枢纽地位；同时，这类城市的崛起往往是得益于深海港口的作用，使其在早期全球贸易中积累了雄厚的实力，并建立了远洋物流集散中心的枢纽地位，大型的船舶将货物运送至口岸，并通过分装，由小型船舶、货运车辆、铁路运输等方式向其余地区分散；在此基础上，铁路枢纽、公路枢纽等也均表现出围绕这些核心城市的放射状分布特征，特别是高速铁路及高速公路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核心城市在区域交通中的向心力及辐射力，强化了交通枢纽地位。

随着科技的发展及技术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出现及与经济生产过程的结合，使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快速增长状态，信息产业也成为核心城市的主导产业之一。此外，信息技术不但形成独立的信息产业，也成为其余产业及生产全过程的必要技术手段，使得现代产业实现了产业信息化，进而大大提高了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推动了产业的升级。由信息化主导的现代经济更加的灵活、快速、多变，由此产生的竞争更多的是对信息的竞争，信息的掌握、传递与沟通成为经济竞争中的关键。而信息最为集中、传递最为高效、相关设施最为完善的地区也多是集中在这些全球的核心城市之中，使得这些核心城市不仅是交通运输的枢纽，也是信息集散的枢纽，且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信息的枢纽影响更大。由于核心城市所处的控制与决策地位，掌握着高端产业及企业的高端机构，成为了诸多信息的发源地，并通过企业间的信息通道或对外信息平台进行传递或发布，同时，也只有这些核心城市才能提供支撑巨大规模信息交流量的基础设施，保障信息通道的畅通。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产业空间格局发生进一步变化，一方面使得核心城市的枢纽与核心地位得以强化，并进一步加强了其控制与决策职能；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控制与决策职能与生产职能之间的时空距离，使得核心城市的辐射力增强，进而又使生产环节得以更加分散。(www.xing528.com)

无论是交通枢纽还是信息枢纽，都体现了核心城市的枢纽与核心地位，为城市带来了大量的要素流，是城市对外影响力及辐射力的体现。而同时，枢纽与核心职能又使得城市规模尺度不断拓展，强大的辐射力也需要城市本身所具备的基础设施条件给予有力的支撑，对城市的承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升级。雄厚的经济实力、良好的人才资源及庞大的使用需求，使得核心城市基础设施高度发达，拥有最好的教育及医疗设施、最好的生活服务设施、最便捷的交通运输设施等，且这些设施得以与良好的技术平台相结合，实现高度的信息化及智能化，使得生活更加的便捷、舒适与多样。在此基础上，核心城市会成为国家、区域乃至全球的医疗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等，并在集聚效应、标志带动效应等作用下，进一步强化了其枢纽与核心地位，而这也是吸引更多要素流集聚的重要因素。

3）创新与设计职能集聚的引领力

现代经济发展至知识经济时代，城市竞争的核心是文化和科技的竞争^[3]，其中科技创新能力是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源泉。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企业更容易获得相关的生产技术，致使企业间产品的同质性增强，产品间差距越来越小，产品的功能、外形、使用方式等均呈现出极其类似的特点，使消费者难以选择；且过度的一致性，会使消费者忽视产品的质量，而选择价格低的产品，从而使高质量的产品缺乏市场，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现象^[4]。因此，行业内的重要企业非常重视产品及技术的创新，以良好的创新与设计赋予产品更高的附加值并吸引消费，拉开与普通产品之间的质量及价格差距。而新产品的出现，又必然会成为其余企业效仿的对象，通过对其产品的技术解密，获得相关技术知识，并制造类似产品冲击市场。这就促使了行业内的重要企业投入更多的精力在产品的设计与研发环节上，以技术发明、创新及实现技术向产业化的转移来提高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在其余企业的同质产品投入市场时，其已经开始投放更新的产品。

这种不断的“创新—仿效”循环过程，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重要企业对于行业发展的引领作用，正是重要企业不断地创新引领了整个行业不断地发展。在此基础上，核心城市拥有大量高等学府、科研机构以及大量高精尖人才，并且有着良好的创新氛围，成为重要企业相关创新、设计、研发机构的集聚中心，并与企业的控制与决策机构相结合，形成了企业最为核心的战略中枢，进而使得核心城市成为产业发展的旗帜，引领了产业发展的方向。此外，核心城市由产业集聚形成的消费市场则成为产品引领生活发展的媒介。新的产品进入市场后，通过发达的信息通道向全球扩散，使人们了解最新产品所能带来的便捷及舒适，进而通过购买这些产品来改善生活，从而实现“设计改变生活”的引领作用。这种引领作用不仅体现在最新产品的创新方面，同时还体现在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核心城市也往往具有最高的文化艺术机构，顶级的文化艺术人才，最现代的文化艺术展厅等要素，其发布的文化艺术作品，也往往成为文化艺术圈内的风向标，引领世界文化艺术的潮流及走向。

可见，创新是核心城市发展的动力，也是其保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主导地位的重要基础。在其形成的创新引领力带动下，核心城市成为各行业创新人才的集聚中心，为其提供了相对平等、充分的竞争环境，庞大的信息刺激及良好的创新政策，极大地释放了这些人才的激情，使其在观念的交流和碰撞中产生更多有益的创新，并促进了每个人的成长，进而又会吸引更多的创新要素集聚，进一步强化了核心城市在发展方向上的引领力。在此基础上，这些核心城市作为高端人才的集合体，又成为了代表国家，乃至区域的核心竞争力量，参与全球竞争。而当今全球经济竞争的主体，就是核心城市之间的竞争，谁拥有更好的创新环境、更优势的创新资源，谁就能吸引更多的创新人才，产生更多引领性的创新，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从而产生更大的吸聚力，引领更多的创新要素及行业高端企业、人才的集聚。

4）知识与人口高度集聚的支撑力

人口的增长和集聚是形成空间集聚的主要原因。1800年，全球城市中只有中国的北京超过100万人，1900年，超过100万人的大城市达到16个，其中伦敦城市人口超过500万，1950年百万以上人口城市达到83个，其中纽约人口超过1 000万，1980年迅速增加至222个，2000年则达到了411个，20个城市人口超过1 000万^[5]，至2011年常住人口超过1 000万的“超级大城市”已达25个，其中东京人口已达3 420万，居世界第一^[6]。从中可以看出人口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超级大城市持续集聚的强烈趋势，且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这一趋势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使这些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规模巨大高度集聚的人口，为核心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其所带来的多样性也成为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规模巨大的人口也进一步促使了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消费支撑，同时，多样的需求及良好的市场条件，也是刺激创新的有利因素，是推动企业创新及技术进步的重要源头及反馈。此外，当人口超量聚集，密度激素升高时，在同一时间内，各种城市流（人流、车流、物流、信息流等）都必须以最快速度到达、通过及疏散，而物质的聚集必然导致各种城市流之间的交叉与冲突^[7]，这又对城市的基础设施的承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从客观上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升级，呈现出高效、便捷、高承载力的发展趋势。

与一般城市的人口集聚所不同的是，核心城市的人口集聚同时也伴随着知识的集聚。城市等级规模越高，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生活环境、服务设施等条件越好，对人才的吸引力就越大，使得核心城市的人口集聚呈现出高素质、高学历、高专业性的特点。企业的集聚同时也是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的集聚，而现代企业的人员流动性较高，使得人才在同类企业间不断转换，由此得以建立起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通常这些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有着类似的学科背景及文化认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多的由知识相关性所维系，使得相关知识、技术及信息在其间的流动，一些有用的技术资料、对相关技术问题的思考都会在一次次交流中传播，被许多的企业、设计者、工程师所掌握。由此构成了相关产业的知识关联网络，成为知识集聚的高地，也成为知识溢出的源头，成为产业创新引领发展、吸引更多要素集聚的有效支撑。

这其中知识溢出的空间局限性是形成知识与人才在核心城市双重密集的关键因素。知识是有两种类型的，一种是可编码知识，如信息，可以较为容易地进行编码，并具有单独的含义且能释义。在信息化背景下，这类知识的传播完全不受地域限制，对相关产业的空间分离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另一种知识则是含糊知识，不易编码整理，且往往仅是偶然可认知的，但这类知识却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其传播的边际成本是随距离递增的^[8]。这类含糊性的知识通常被称为“缄默知识”及“黏性知识”^[9]，需要通过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进行获得，并且需要不断地重复接触与联系才能理解其中的深层次内涵。通常，这类知识掌握在行业高端企业、高端科研机构、优秀人才手中，其传播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自源头向外围的梯度传播，形成了高端、前沿知识的地域局限性及稀缺性，由此也产生了知识要素分布的地域不均衡性。进而，在这种不均衡影响下，使得企业的控制与决策职能、创新与设计职能等在核心城市形成集聚。可以说，正是这种人口、人才、知识在核心城市的高度集聚，才使核心城市形成了更大的空间集聚力，从而支撑了核心城市诸多高端产业、高端机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