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市核心区的极核结构

1）对空间及功能结构形态的研究

英国学者Howard在“花园城市”理论中，提出城市中心区由公园、公共建筑、商业设施和林荫道构成的环绕型结构模型（Howard，1898）。随后，Hurd和Garpin发现和提出城市形状和城市扩展方向是从城市中心区向外围呈同心圆形状及沿主要交通线的放射状（R.Hurd，1904；C.J.Garpin，1918）；美国学者Burgess则提出了城市的同心圆理论模型（Concentric Zone Theory），认为中心区具有5个不同功能的圈层式空间结构，规则地由内向外延伸（E.W.Burgess，1925）。Hoyt考虑了交通因素，提出扇形理论模型（Sector Theory），对同心圆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土地价格和租金从城市中心沿着主要的交通路线成扇形扩展（Hoyt，1939）。Harris和Ullman提出了多核模型（Multiple Nuclei Model），认为特大城市空间内具有多个支配中心，这些支配中心除了一个核心CBD外，其他的每个支配中心都支配着一定的地域范围，且各具特色，它们的区位和发展情况取决于各自的特色和吸引力（Harris和Ullman，1945）。

二战后至1970年代，西方城市学家开始了城市空间结构的“中心区—边缘区—影响区”三分法的探索。这期间，从迪肯森的三地带理论（迪肯森，1947），到埃里克森的折衷理论（埃里克森，1954），城市中心区都被界定为以商务功能为主体的城市地域中心。Alonso在《区位与土地利用》书中，以经济学地租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城市土地竞租模型——距离城市中心越近，可达性就越大，运费就越小，同时收益就越高，所以地租也越高（Alonso，1964）。此模型涉及土地价格、土地面积、城市特征、交通成本、距离、效用利润等重要因素，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土地利用围绕中心区呈同心圆布局的原因，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空间结构的经典理论模型。

2）对城市多中心结构的研究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人口及建设规模逐渐扩展，单中心城市中心区出现了严重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也使诸多学者开始深入探讨多中心的城市结构。Davoudi认为多中心不仅是欧洲空间规划的方法，也应该作为一种标准模式（Davoudi，2003）。Musterd等发现自1960年以来许多欧洲城市地区都经历了从紧凑的单中心向不太紧凑的多中心城市区域的转变，认为日益走向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发展趋势是不容置疑的，并通过人口分布、迁移、就业等数据证明阿姆斯特丹已经成为一个多中心城市，且多中心之间为互补关系（Musterd S等，2006）。Redfearn针对美国城市普遍的多中心格局，以洛杉矶为例，用就业密度的方法识别城市的多中心格局（Christian L.Redfearn，2007）。Vasanen以通勤数据测算单个中心与整个城市系统的连通性，并以此来测算城市的功能多中心结构（Vasanen A，2012）。Salvati及De Rosa通过分析长期的人口及居住分布数据，从“细微分散”的扩展模式区分“隐藏的多中心”，并提出3种多中心发展趋势：更加均衡的多中心形态、核心衰退外围快速发展的形态以及核心与外围稳定分布的形态（Salvati L和De Rosa S，2014）。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城市的多中心结构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趋势。Governa指出多中心、网络化以及地方创新是意大利及欧洲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策略（Governa，2005）。Agu-ilera认为多中心是减少通勤交通的有效途径（Aguilera，2005）。Rodriguez则强调新中心的产生不会影响原有中心的就业密度（Rodriguez J，2012）。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的发展也迅速进入多中心格局，相关研究也逐渐展开。赵燕菁指出“摊大饼”发展方式带来的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是实行行政中心迁移为主要手段的“跳跃式”发展，古城保护问题的解决途径、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措施也是建立新的城市中心区（赵燕菁，2001—2004）。徐雷等针对我国特大城市不断扩张兼并周边小城市，使其成为卫星城市的发展趋势，提出多核、层级、网络的兼并型城市中心区

图1.8　多核、层级、网络的兼并型城市中心区形态格局

＊资料来源：徐雷，胡燕.多核层级网络-兼并型城市中心区形态问题研究［J］.城市规划，2001，25（12）：13-15.(www.xing528.com)

图1.9　经济核与经济波

＊资料来源：孟祥林.城市扩展过程中的波核影响及其经济学分析［J］.城市规划研究，2007（1）：57-62.

图1.10　主轴—网络状空间发展模式

＊资料来源：边经卫.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形态模式选择［J］.城市交通，2009，7（5）：40-44.

形态格局（徐雷等，2001，图1.8）。骆祎针对杭州多中心的发展状态，研究其中心区体系的相关问题，包括城市中心区的历史和现状特点，未来的发展走向，未来中央商务区的功能定位及区位选择，城市次中心的定位、分布等（骆祎，2005）。牛雄等分别从社会人口、产业布局、土地利用3个方面定量研究南宁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提出城市中心分移的理论假说（牛雄等，2007）。孟祥林认为空间核产生的过程就是经济核通过经济波对区域内其他经济体的辐射过程，经济波辐射强度的差异形成水平不同的城市个体，经济核随距离远近不同而形成不同状态的中心性影响强度，城市个体通过经济的和空间的联系形成城市体系（孟祥林，2007）。随后孟祥林又以波核理论分析北京空间的发展，认为北京将呈现双环掌状多核网络发展趋势（孟祥林，2008，图1.9）。边经卫认为轨道交通是引导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促进城市发展轴形成、带动城市中心区和副中心区发展的重要支撑，并提出基于轨道交通的城市空间的轴向式、组团式和主轴—网络状3种发展模式，指出大城市空间形态模式的选择应充分借鉴主轴—网络状模式（边经卫，2009，图1.10）。潘海啸等也认为轨道交通应与城市公共活动中心相结合设置，并对上海中心城区轨道交通与城市中心体系的耦合状况进行研究，提出“空间耦合一致度”评价指标（潘海啸等，2009）。宋培臣以上海多中心空间结构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城市副中心的形成机制，并提出城市副中心建设与发展的空间模式：单一城市副中心、分区平衡城市副中心及交通枢纽型城市副中心（宋培臣，2010）。杨俊宴等发现在城市中心区的拓展升级中，城市由单个中心开始分裂，并重组为多个中心，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结构，而各中心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构成城市的中心体系，并对广州市城市中心体系展开详细的规划研究（杨俊宴等，2011）。随后，杨俊宴等提出了中心体系空间研究的技术框架，阐述了中心体系一主多副、二主多副、多主中心的演变进程（杨俊宴等，2012）。石巍也以多中心视角对上海市城市空间结构进行研究，认为多中心结构是城市空间结构的必然趋势，也是空间扩展最均衡的结构，并认为社会基础设施与交通通达性是影响多中心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政策规划的引导对于城市空间有着指引作用（石巍，2012）。章飚等认为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发展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因素影响，可归结为产业经济推动力、土地空间支撑力、社会政策调控力三大类，三大动力的协同程度决定了城市中心体系的空间拓展速度与跨度（章飚等，2012）。孙铁山等以就业密度研究北京都市区多中心结构，指出就业次中心虽然形成但与城市中心区比较接近，整体上都市区内就业的分散化程度有限，其中集聚经济、交通可达性及地区服务业比重的上升是次中心形成的关键（孙铁山等，2013）。胡昕宇等发现城市中心体系的空间规模与城市经济规模存在明显的互动规律，城市中心体系的构成要素与城市第三产业的构成要素之间也具有明确的互动规律，并从产业、人口及政府推动3个方面对背后的关联特征及其机制进行解析（胡昕宇等，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