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教育成本分担机制问题及改革研究

一、从教育经费投入情况看我国高职教育成本分担现状

（一）教育经费投入结构不尽合理

通过教育经费的来源及其结构，可以看出教育经费投资主体投入经费所占的比重，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育成本的分担情况。目前，不同阶段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结构存在较大差距，中等职业与高职教育成本分担现状明显不同，图4-1和图4-2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现状。

以2013年职业教育经费数据[2]为例，我国高职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和事业收入合计占总收入的比例为93.8％；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其总收入的份额为56.7％，仅占全国普通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的17.2％；事业收入所占份额下降至37.1％，其中学杂费占事业收入的比例下降为86.5％；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捐赠收入等其他来源经费合计仅占6.2％；学杂费占其总收入的比例为32.05％，远高于普通本科学生个人和家庭的成本分担比例23.52％。同期，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和事业收入合计数占其总收入的比例高达96.7％。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其总收入的份额为86％；事业收入所占份额仅为10.6％，学杂费占其总收入的比例为7.65％；而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捐赠收入等其他来源经费合计仅占3.3％。

如图4-1所示，2005—2013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中财政性经费所占比例逐年升高。2011年，这一比例大幅提升至76.8％，2013年达到86％（具体数据见表2-12）。可见，政府已成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成本的最大分担主体，学生个人和家庭分担比例较小。与本科教育相比，高职教育成本分担结构中，财政性教育经费较少，个人和家庭承担的学杂费比重较高，事业收入所占比重较大，企业等其他社会力量对职业教育投入极低，教育经费投入结构不尽合理。

图4-1 2005—2013年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结构图

图4-2 2005—2013年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结构图

（二）高职生均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职业教育是需要高投入的教育，教学过程需要大量先进、完备、仿真的设备设施以及配套的实训场地。按照发达国家经验，在办学规模相当时职业教育需要获得比相应阶段普通教育更多的生均教育经费投入，才能保证其正常运转。

2005—2013年期间职业教育生均经费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2013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为13914.39元，相当于普通高中教育12862.41的1.08倍；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为9310.68元，是普通高中教育8721.93元的1.07倍[3]。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中职教育的投入，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明显上涨，促进了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这一期间，虽然政府对高职教育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与本科相比，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不足，具体见图4-3。2013年全国高职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为16832.88元，仅为本科29533.48元的57％；高职院校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为9976.97元，而当年本科院校这一指标为18633.95元，是高职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的1.87倍[4]。

我国高职教育不仅经费投入结构不尽合理，且生均教育经费均低于相应阶段普通教育经费生均指标，教育资源严重短缺。数据显示，高职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严重不足，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捐赠、企业投入等相对较少是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从成本分担角度来看，学生个人及家庭对高职教育成本的分担比例较高，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对其成本的分担比例极低；政府对高职教育的财政投入也有待提高。

图4-3 2005—2013年高职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情况表

（三）教育经费投入严重失衡

1.教育系统内部财政教育经费分配失衡

近几年，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逐年增长，但其总量与本科院校相差甚远，财政投入在高等教育内部的分配失衡。虽然随着政府对高职教育投入力度加大，两者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分配格局上发生了一定变化，但不平衡现象依然严重。2010年，高职院校在校生数为966万，占当年普通高校在校生数的43％，投入到高职院校的财政经费仅为高等教育财政经费的16.9％，仅为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量的3.35％。同期投入本科院校的财政性经费为当年普通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的83.1％，占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高达16.43％。到2013年，高职院校在校生数为974万，占当年普通高校在校生数的40％，投入到高职院校的财政经费仅为高等教育财政经费的17.2％，仅为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量的3.36％。同期投入本科院校的财政性经费为当年普通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的82.8％，占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高达16.23％，具体数据见表3-9。

中央属与地方属的高职院校之间，两者在生均教育经费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从教育经费投入结构来看，中央属高职院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收入的比例比地方属院校低7个百分点，但这并不意味地方高职教育得到了更多的财政投入。生均经费指标能够更好地反映两者所获得的教育经费的实际情况。2007年以来，地方属院校生均教育经费与中央属高职院校的差距快速扩大，2007年两者差距为10844元/生，到2011年这一差距扩大为21954元/生。这种差距同样存在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方面，2011年中央属院校生均财政性经费为14823元/生，而地方属院校生均财政性经费仅为6160元/生，两者差额为8663元/生[5]。可见，各种教育经费在高等教育内部的分配严重失衡。

2.高职教育经费投入的地区不平衡现象严重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省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各省区高职教育投入及办学成本上的差异明显，图4-4直观地反映了这种省区间高职教育投入的不平衡。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制定职业教育生均经费配置的基本标准，各省区在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投入及结构等方面差异巨大。

2013年我国各省区高职生均教育经费，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分别为16833元和9977元，其中生均支出最高的北京这两项分别为51426和40426元，而生均支出最低的安徽这两项分别为11569和6043元。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与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的最高值、最低值之比分别为4.44∶1和6.69∶1（具体数据见表3-16），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巨大差异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所致，也是各地对高职教育的重视程度的反映。

根据表3-15、表3-16的数据，2013年无论是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还是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支出最高的省区与支出最低的省区之间的差距均有所减少，其中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的差距从2010年的10.43∶1大幅减少至2013年的6.69∶1。由此可见，近年来各地方政府特别是不发达省区对高职教育的公共财政预算经费投入有了大幅度提高，地区间的差距有了一定幅度的缩小，但地区间高职教育经费投入依然存在显著差异。

图4-4 各省区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支出情况图

从高职教育经费来源结构来看，2013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和事业收入合计数占总收入比例的平均值高达94％，各省区高职教育经费投入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2013年，我国高职教育财政性经费所占比重平均值为57％，其最大值西藏与最小值福建分别占91.5％和38.5％。全国有27个省区对高职教育的财政经费投入超过其事业收入及其他来源教育经费，14个省区财政投入所占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福建、云南、广西三个省份的政性教育经费低于50％。全国事业收入所占比重为37％，其中学费占比为32.1％，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广东和西藏，其比例为44.7％和6.6％。全国有十个省区的学费所占比例高于平均水平，而西藏、北京、新疆等10省区学费所占份额低于25％或在25％左右，其中西藏、新疆、青海、宁夏、贵州等省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由此也可以看出各级政府在这些省区高职教育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财政努力（具体数据见表3-17）。

从教育经费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看，全国高职教育生均经费指标与人均GDP基本协调，但部分省区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经费支出与人均GDP明显不相适应。根据表3-16的数据分析发现，2013年浙江、广东、福建等多个省区的人均GDP指标排名与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的排名之间的差距较大，出现比较严重的错位现象。部分省区高职教育经费财政投入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存在的不平衡现象较为严重。2013年教育经费统计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结表明果，我国各省区高职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经费支出与人均GDP呈中等程度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各项经费来源中，生均学费与人均GDP相关性最强，其相关程度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从教育经费个人负担率及教育支付能力看成本分担现状

（一）高职院校在校生家庭收入与教育支出调查情况

据调查，2007年我国高职教育在校生中农村学生占到在校生的65％。围绕在校生家庭收入与教育支出、家庭教育负担等相关情况，以湖北省宜昌市高职院校2011—2013级在校生为对象，以自然班级为单位，进行了随机整群抽样调查，具体结果见表4-1。

数据显示，高职院校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达63％，县级以下（含县镇和农村）来源的学生比例高达81％，另有0.6％的学生来自城镇低收入家庭。可见，来源于农村、城镇及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成为职业院校学生的主力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职业教育学生个人和家庭的教育支付能力有限，教育成本分担能力不足。关于职业教育支出负担的问卷调查也反映了相似结果，认为教育支出负担较重的高等职业学生比例高达66％，在对“衣食住行、教育、医疗”三项支出进行排序时，73％的学生将教育排在了首位。

表4-1 某市高职院校在校生家庭收入与教育支出调查结果汇总表(www.xing528.com)

（二）高职教育经费个人负担率分析

学生个人和家庭作为职业教育的主要受益者，是教育成本分担的重要主体，其对教育成本的分担形式表现为学费。2012年9月开始，国家已将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范围扩大到所有来自农村（含县镇）学生，因此本节主要对高职教育的学费负担进行分析。在分析教育成本分担状况时，教育经费个人负担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它以个人学费与人均收入的比率来表示，该比率越大表明个人及家庭接受教育的经济负担越重。许多国家对学费标准与居民人均收入及家庭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值得参考的比例。资料显示，美国自20世纪60—90年代初的全日制在校生学（杂）费占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左右，同期日本家庭供养一名大学生所需费用占家庭年收入的15％左右；中等收入国家全日制在校生学（杂）费一般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30％左右，而在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超过50％。从世界范围来看，学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一般在20％左右，不少实行收费制度的国家将公立学校的“学费-家庭收入比”定为15％～25％。

根据2006—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高职教育经费个人负担率进行了计算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2。数据显明，我国高职教育成本分担现状不容乐观，且城乡居民的教育经费个人负担差距较大。六年来，城镇居民高职教育经费个人负担率缓慢上升，2010年这一指标为0.24，2011年起有所下降，2013年为0.18。学杂费占城镇居民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超过10％，个人负担相对较小，与美日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学费个人负担水平相当。而农村居民学费负担较重，这一指标持续上升到2008年的0.83，之后缓慢下降，2013年农村居民的高职教育经费个人负担率为0.56，即年生均学费水平超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近60％，可见我国农村居民对高职教育经费的个人负担过重。

表4-2 高职教育经费个人负担率

注：个人负责率（城镇）指标为年均学费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个人负担率（农村）为年均学费与农村居民纯人均收入之比。

（三）居民家庭对高职教育的支付能力分析

从职业教育经费支付能力原则看，学费标准不应超出学生及家庭平均承受能力。2012年，国家已对农村学生及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中职学生全部纳入免学费范围，因此这里仅讨论居民对高职教育的支付能力。居民对高职教育的支付能力，不仅要考虑居民对高职院校教育成本的分担能力，还应考虑在校生的生活、通信、交通、其他杂费等完全由个人和家庭承担的费用。根据目前统计数据的公布情况，此节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的2012年分等级居民家庭基本情况与消费性支出统计数据，假设每户有一人接受高职教育，计算出各组家庭年均收入扣除在校高职生之外的其他家庭成员必要年均支出后的净额，表示家庭对高职教育的承受能力。农村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城镇居民按照收入等级分为七组，分别占不同比例。按各组户均人口、人均收入及支出等数据，计算不同收入等级的家庭对高职教育的平均支付能力，具体数据见表4-3。

表4-3 2012年分等级城乡居民家庭高职教育支付能力（单位：元）

按2013年学费水平及消费水平，假定高职在校生平均支出为20000元/年。其中，学费5000元、住宿费1200元、生活费13000元（含餐饮、服装、交通费、通信费等）、教材资料费500元、其他学习培训等费用300元。按这一假定与表4-2数据对比发现，城镇约10％的最低收入家庭及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无法承受高职教育支出负担，而农村家庭只有20％的高收入家庭可以接受高职教育支出水平，80％左右的农村家庭承担高职教育费用能力不足。按2012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水平计算，培养一名高职生的总支出相当于一个农民不吃不喝8.3年的纯收入，若考虑必需的基本消费支出则需要一个农民29.9年的收入。若按照我国高职教育目前的生源结构，以加权平均法计算，约56％左右的高职学生支付能力较差，负担较重，教育成本分担能力明显不足。

三、从教育经费弹性系数看高职教育成本分担现状

在分析教育成本分担状况时，教育经费弹性系数具有重要指示作用。教育经费弹性系数是指教育经费增长率与反映国民经济总量和人均指标的增长率比值的动态指标，如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弹性系数、个人学杂费弹性系数、生均教育经费弹性系数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弹性系数是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或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率之比。个人学杂费弹性系数是指个人学杂费的增长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增长率之比。当弹性系数等于1时，表示教育经费与GDP或收入指标同步增长；当弹性系数大于1时，表明教育经费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并且教育经费参与新增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有上升趋势；当弹性系数小于1时，则表明尽管教育经费绝对量可能增大，但其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新增国民收入中教育经费集中度下降。因此，教育经费弹性系数的大小可以反映国家和受教育者个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努力程度和负担程度。指标值越大，表明该成本分担主体对教育重视和努力程度越高，负担也越重。

（一）以环比增长率计算的教育经费弹性系数分析

以近几年我国政府实际财政收入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础，利用相关统计数据计算2006—2011年高职教育各项教育经费弹性系数，结果如表4-4所示（由于2013年及2015年以后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尚未公布，本节仅选取2011年以前的数据进行环比指标的计算和比较）。

表4-4 高职教育经费增长率及弹性系数

续表

注：国家财政教育经费弹性系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率/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率；

生均财政教育经费弹性系数＝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率/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率；

个人学杂费弹性系数（城镇）＝生均学杂费增长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个人学杂费弹性系数（农村）＝生均学杂费增长率/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率。

2005—2011年，生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弹性系数均小于同年度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弹性系数，且两者差距较大。表4-4的数据表明，这一期间政府对高职教育的财政投入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高职教育规模发展对教育经费的要求。个人学杂费弹性系数值波动较大，城镇居民个人学杂费弹性系数最大值为2.75，农村居民个人学杂费弹性系数最大值为3.07，最大值均出现在2007年。2007年人均GDP人均居民收入都出现了大幅增长，而学杂费则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上涨，致使个人学杂费弹性系数成倍放大，学生及家庭负担明显加重，之后几年个人学杂费弹性系数呈大幅下降趋势。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率均为这一时期的最低点，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幅出现回落但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学杂费增长率则大幅回落5.51％，致使当年的个人学杂费弹性系数处于较低水平，学生及家庭负担相对较轻。2010—2011年，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率有所回升，加上当年高职在校生规模基本保持稳定，使得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率较大幅度提高；2011年个人学杂费增长率较低，明显低于居民收入的上涨速度，因此其个人学杂费弹性系数成为这一时期的最低值，而财政教育经费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

可见，虽然经济危机对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国家对高职教育的投资依然有较大增幅，做出了较多的财政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居民家庭支付能力的不足。这一时期，国际经济风云变幻，但国家对高职教育财政投入不断加大，政府在高职教育成本分担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逐渐成为其成本分担的主体。

（二）以年均增长率计算的教育经费弹性系数分析

上述弹性系数表达的意义只代表一种趋势，不具有绝对数学含义，在较长时期内观察更有现实意义。因此，本书以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长率指标进行了教育经费弹性系数分析。结果表明，以年均增长率计算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个人学杂费弹性系数分别为1.11和1.07，表明这一期间学生个人及家庭对高职教育投入的平均增长率均大于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速，经济负担较重。以年均增长率指标计算的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弹性系数1.24，小于财政性教育经费弹性系数1.53。事实上，对于学生个人及家庭而言，学费只是其对高职教育投入中变化相对较小的一部分，若以其总投入计算，其弹性系数将可能大幅增加，由此可见学生个人及家庭经济负担较重。总体来说，这一期间对高职教育财政投入的增长速度较快，但跟不上规模发展对教育经费的需要，各级政府有必要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盘活存量资金，加大对高职教育的财政投入。

[1] 数据来源于2006年及2014年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2] 数据根据2014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来。

[3] 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或根据相关数据计算而来。

[4] 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或根据相关数据计算而来。

[5] 数据根据2008年和2012年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央属、地方属高职院校教育经费收入和相应学生数计算而来，其中学生数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门户网站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s8492/，教育统计数据（2008,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