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理论是20 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种新的组织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莫约、卢旺、斯科特等。作为20 世纪90年代“组织理论的宠儿”，新制度组织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两者联系广泛，并与战略管理的内在密不可分。1977年，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的Meyer 等举起了新制度主义的大旗。与许多决策论者和管理学者的研究视角完全不同，他们提出了相反的命题：为什么不同的组织会有类似的内部制度和机构，这种同构化是怎样发生的，有什么样的机制在发挥作用? 该流派不同于组织的管理学派过于注重效率因素，而是更加强调组织事实上是嵌入在社会之中[7]；明显地区分并将组织环境划分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强调组织不仅在一定的技术环境中运作，而且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生存。而制度环境是指那些具有完善的规则和要求为特征的环境，包括法律、规章、规则等被强制性执行的正式制度因素和规范、文化、伦理等被“广为接受”的非正式制度因素。[8]单个组织只有服从这些规则和规定，才能获得环境的技术和认可。
长期以来，高校领导在战略管理中由于高度关注目标导向及其功利指向，特别是组织为达到目标所采用的行动策略，却忽视了高校生存的环境及其互动和影响过程；以致造成高校办学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脱节，高等教育发展不协调，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制度尚不健全等。新制度主义所关注的问题是组织的结构为什么会相似，即为什么会出现组织的制度趋同性现象。从组织的制度环境着手，将组织域作为基本分析单位，采用制度同态概念对组织的同质性过程及现象进行剖析，强调组织在环境中的运作，不仅要满足技术环境的要求以实现组织的效率，还必须从组织和环境的关系上来认识组织，从合法性机制上来看待组织和环境的“同构”现象[9]，包括强迫机制、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提出组织战略反应是组织在合法性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目标与其所处制度环境的契合过程，是对战略管理研究的主导逻辑和范式的修正和超越。[10]新制度组织理论利用边际成本分析方法探寻了交易背后的制度选择，沿用新古典主义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来探究制度本身，在规范和实证两个层面深化研究制度在组织中的内生化作用[11]，从组织生存合理性出发来讨论组织和环境关系问题，更重视组织为什么相似以及制度环境对组织结构的影响，认为合法性机制而非效率机制对组织生存起关键的作用。[12](www.xing528.com)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克服了地域限制的障碍，各个社会组织、行业与高校间相互的交往越来越紧密，高等教育国际化也使各个高校将教育交流活动扩展到了全世界。美国大学近些年来的创新变革是与当地、地区、全国和国际的各类机构建立了伙伴关系。全球化使各个国家(地区)相互交往和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地加深，各个国家(地区)在频繁的交往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民族国家无法控制本国境内影响全球的资本经济活动，更因无力解决超出本国能力范围的公共问题[13]，因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困惑。2013年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阶段习总书记提出的改革战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继承和新发展，其改革模式体现了六大突破：开始了全方位、配套性的“整体性改革模式”；顶层性、设计性、普惠性的“理性改革模式”；对原有和新增社会资源分配同步改革的“增量与存量改革相结合的改革模式”；短期验证、全面总结、快速推进的“渐进改革与快速改革相结合的改革模式”；国家和政府改革与社会改革同步推进的“主动式、共时性改革模式”；自信有为、主动担当的“大国气派开放模式”。[14]大学要实现快速发展与战略管理所产生的制度环境及其组织的制度化过程息息相关，因此思考和决策组织战略的内容与有效性时应关注制度因素，因而探索基于新制度组织理论的战略管理理论的新思维、新范式是城市综合大学面临的新课题，它既是大学结构与功能的一种优化，更是大学应对社会变化的一种主动适应。如新制度组织理论关注组织形式的制度同型性效应，并强调环境条件趋于一致，组织体适应环境的过程往往会导致同型化现象[15]，运用新制度组织理论，将同类型的地方高校视为组织域，研究副省级城市大学的共性问题，以实现组织的效率。新制度组织理论主张打破与其所处环境有严格的边界，在现实社会中必须追求行为的合法性以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些理论观点不仅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而且为我国城市综合大学乃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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