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以来的美术传统及其影响：世界3理论和波普尔的贡献

1974年，波普尔在自传中回顾说，正是因为自己在青年时期了解巴赫和贝多芬对待自己作品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客观的和主观的），引发了自己对表现主义理论的思考，进而有了对世界2和世界3的区分。波普尔认为自己一系列的哲学思考和艺术论述就是从批判当时被广泛接受的艺术表现主义理论开始的。这一心路历程的回顾让人震撼，催人深思。

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赋予了人们全新的知识观和认识论，改变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二元对立的分裂式思维传统，让我们认识到了一切被创造物的客观属性和创造力量。西方传统的知识观和方法论认为，知识发现的方法和秩序首先是观察和实验，通过归纳概括进而对之证实。并进而认为这一归纳法是客观的，而与此相对应的演绎法则是主观的。波普尔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人类知识的获得，首先是“问题”的发现，然后提出解决方法，提出一种新的理论，随后通过观察与实验进行检验（尝试性的反驳），最终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确定比较好的理论。^[51]波普尔认为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基本秩序和基本内容。有机体通过对问题的尝试性解决，在新的反应、新的期待、新的行为方式中塑造自己。追溯人类的历史进程，人类和动物的“原初的”问题就产生于“天生”的反应和期望。这种反应和期望与知识的习得具有密切的客观关系。同样，从人类发展与习得语言的过程来看，“从通过记号和符号而接触、交流、描述以及论证的组织形式来说，正是语言使得我们人不仅成为类，而且成为个体而存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这种意义上获得语言使完整的人的意识、自我意识成为可能”。^[52]由此延伸，个体的人生存于一个由亲属关系、社会组织和政府形式、法律、习俗、惯例、传统、礼仪、宗教、神话、迷信、语言等等所统治的世界之中。个体的人于诞生之日起就受这一个客观实在的影响，几乎规定了与他有关的事事物物。

在对生命进化、人和语言的发展所做的整个说明中，波普尔提出了他的著名的世界3理论（或称作第三世界理论）：“如果不过分认真地考虑‘世界’或‘宇宙’一词，我们就可区分下列‘世界’或‘宇宙’：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活动的行为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53]对人造的但又自律的第三世界的论述在波普尔的哲学中极其重要。这一世界结构的前身一如蜂房、蜘蛛网、河狸的坝等，动物为了解决问题而建造的外在于自身肉体的高度复杂的结构。同样的，人类为了对付环境而创造了自己的世界3，如语言、伦理学、法律、宗教、哲学、科学、艺术和制度等，并且在对付中常常导致对那个环境的改变。这个改变在任何时候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就其程度而言都比得上他对物理环境（世界1）的改变。这个世界3是个有着客观结构的世界，这些结构乃是精神（世界2）的产物（并非必然是有目的的产物）；而它们一旦产生出来，其存在就不以精神（世界2）为转移。人的创造物（世界3）在环境中获得了核心的重要性，人不得不使自己适应它们。因此，这些创造物构造了他。它们的客观存在与他相关联，这意味着他能够考察、评估、批判、开发、扩展、修改或革新它们，甚至在它们之内得出完全出人意料的新发现。波普尔说：“它们是坚固的事实，有关它们的真理通常难以发现。这个例子说明了，当我说第三世界虽则是我们创造的但却是自律时，所指的含义是什么。”波普尔坚持和阐明了物化的第三世界对第二世界（思想过程和状态）的独立性。(www.xing528.com)

就世界3被编制和保留在如大脑、书籍、机器、胶卷、计算机、图画和各种记录等世界1的物质化客体之中而言，世界3就是观念、艺术、哲学、语言、伦理、制度——简言之，整个文化遗产。波普尔一再强调，尽管世界3都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但是一旦它们被编制和保留，就具有客观的独立性。波普尔说，通过与世界3的相互作用，我们成了一个个的“自我”，这也正如上文所说，语言使自我意识成为可能。对此，贡布里希深为赞同。“在更深的层次上，创作本身对创作者的作用显然对真正的艺术家有着更决定性的影响：这种过程就是我所谓的确证。当艺术家在范围和媒介的限制内尝试着各种可能性，他将发现他的自我——加引号的‘自我’——与某个特定的图形产生了共鸣。”波普尔和贡布里希的这种对“自我”观念的阐述确实意味深长。那些具有极端的主观精神倾向的人，热衷于用创新面目来包装自己的人（包括那些表现主义艺术家和理论家）是极不愿意面对世界3的客观景象的。表现主义者总是主观单向地表述自我内心的情状和对某些理念的着迷意向，要求这种意向被接受。但是，这些表述、意向和要求却不属于客观意义上的知识范畴。知识是客观的，它只存在于公共领域（世界3）之中，它不是处在个体和私人的精神状态（世界2）之中。

世界3理论及其知识增长的理论是波普尔最重要的哲学观念，他以此涉及了人类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都获取了丰硕的思想成果。贡布里希则在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中高度创造性地运用了波普尔的上述理论，写下了享誉全球的《艺术与错觉》。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说：“如果本书中处处可以感觉到波普尔教授的影响，我将引以为荣。”^[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