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焕民版画作品：艺术价值及历史影响

李焕民先生是浙江宁波人，祖籍余姚。他也是宁波美术馆自建馆以来高度关注的宁波籍著名艺术家。这种源出于家乡的热爱和敬重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李焕民先生向宁波美术馆捐赠了32件作品，其中就有著名的《高原峡谷》《扬青稞》《攻读》《换了人间》《牧场》和《高原之母》等等。我们可以慢慢移步于宁波美术馆宽敞明亮的大厅，再一次细细欣赏李焕民先生那些脍炙人口的佳作。

画家的《换了人间》和其他重要作品如《驯马手》《红军走过的地方》《高原之母》《攻读》等都采用了黑白木刻表现形式。作品《换了人间》是画家历时十四年，经过长期的生活体验，不断推翻原有的构思构图，调整画面处理手法而获得最终创作效果的一件作品。最初，这一作品的雏形是《被挖掉眼睛的农奴》，创作于1965年。“这件作品的构思是我在藏族地区时所见的，帐篷里的老人认真倾听孩子们读书的感人表情。那时我正给这位老人画像，外面忽然传来孩子们读书的声音。老人侧过头来，动情地说：‘孩子们读书的声音是最好听的声音。’这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1979年，《换了人间》才最终完成，在主题处理、形象塑造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作品通过对被挖去双眼的农奴喜悦地倾听孩子读书场景的刻画，表现了翻身后藏族群众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更是形象生动地突出了文化教育对于西藏人民的重要性。作品的审美力度也来源于画面中隐含着的多重对比，比如一老一少，一听一读，一俯一仰等。

黑白木刻作品《高原之母》被人们认为是一件很富有艺术表达力的作品。看过的观众都会说，它其实是件很概念化的作品，像极了埃及的狮身人面像。这件作品是改革开放之后创作的，表现藏族老人在摇经。这幅作品从写生到成为作品也经历了二十年的时间。“在西藏，我常看到漫无边际的草原上，有老人会在湖边念经，一念就是一整天。我那时不太理解他们的行为。后来读到了不少西藏和佛教的书，逐渐了解了西藏，也理解了他们念经是在和大自然对话，他们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于是在画家笔下，她被表现得像喜马拉雅山一样，上面的头发是雪，枯瘦的手像风化的石头。“这正是藏族群众在高寒地区繁衍生息并创造了永恒精神财富的象征。”这幅《高原之母》，李先生后来回忆说，他是经过反反复复多次修改的。最初构思时画面上一老一小祖孙俩，背景是雅鲁藏布江。初稿刻印出来以后，自己总是觉得不满意。经过好几次重新的设计构图，最后思路慢慢清晰明确，去掉了容易造成故事情节化的小孩形象，突出了母亲的象征意味，也把喜马拉雅山这一背景略去，着力营造天地大宇宙的视像，让母亲自己的身躯来代表巍峨的高原大山，着力于反映出生活在雪域高原上藏族人民慈祥和蔼的温暖深情，坚毅粗犷的宽广胸怀，凝练厚重的精神面貌。我们一眼望去，《高原之母》的整个画面只有一位饱经风霜的藏族老阿妈突现于画前，整个画面没有任何环境陪衬。额头上的高光是用大圆刀手法处理的，手部的亮处、头巾和老旧皮袄的皮毛也被生动地刻画出来；藏族老阿妈那饱经风霜的脸部皱折，以及法器的质感和布满经络皱纹的手与衣纹，艺术家则运用了以小三角刀和小圆刀为辅刻制出不同灰面层次。画面上的刀法风格运用了粗犷与细腻的强烈对比，既反映出形象上不同部分的质感，手法上又是如此富于变化。作品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黑白版画艺术的独特魅力。

在参加全国美展时，《高原之母》这幅纯然黑白、话语简洁的版画作品征服了“挑剔”的评委和广大的观众，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并获得银奖。大家一致认为，李焕民版画这种审美境界的宏大与深邃，正是我们所说的史诗般的艺术品格，而它的内在源头，则是客观性的生活，是社会化的情感。

完成于1963年的《初踏黄金路》被我们赞誉为中国版画的经典之作。“农奴们得到解放，有了自己的土地，劳动起来也非常兴奋。秋收的时候，他们把粮食收回来堆到院子里，晚上就不停地唱歌跳舞，高兴得不想睡觉。当时我到西藏写生，半夜时经常被他们的歌声唤醒。”藏族群众生活的变化使李焕民深受感染。一起收割粮食的藏族群众、用牦牛运送粮食的场景……回到家后，他整整画了一屋子草图，历时三年，几易其稿，完成了作品《初踏黄金路》。在这幅画中，三个藏族女子牵着牦牛走在金黄色的庄稼地里。“那已经不只是一条自然的路，那是一条历史之路，是翻身农奴们的‘解放大道’。她们走在上面，充满了自信，看起来非常自豪。”李焕民说。这条不一般的黄金路，带给藏民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有过这样的报道，1963年《初踏黄金路》在北京展出，一位画家激动地在美术杂志上发表文章《我爱〈初踏黄金路〉》，称这幅作品是新中国美术发展的一个标志。事实上，它也确实深刻地影响了一代美术学子的审美理想。

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于西藏在1949年前后的巨大变化，李焕民先生这一代人要比我们有更多更真切更深刻的感受。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那些时代的人，不会有那种切肤的感触。李焕民先生说：“我受过压迫，这种感觉和藏民从农奴制度解放出来的感觉，有着可以碰撞的地方。这是我创作的动力，是掏心窝子的感触。《初踏黄金路》画的是秋收。秋收场面多了，为什么选取那个走路的场景，而且是走得自由自在？我自揣同我的经历都有关系”，“当然了，光有激情动力还不够，还要懂艺术规律。懂得如何比生活更高、更集中、更概括、更典型、更带有普遍性。我就试图把藏民的灵魂和体态、内容和形式，糅合成一体，找那种酥油味，找那种神韵。”

有人问及：您这一生，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您自己感觉最满意的是哪一幅作品？李焕民先生坦言：“如果从情感的真实和细腻来说，我觉得是《藏族女孩》。1958年还没民改，普通藏民还有些不太敢接近我们，来了生人小孩子就都偷偷地看，那种又好奇又怯生生的感觉特别动人，引起了我很多联想，尤其是看到希望的那种。我们小时候，被日本人统治的时候是看不到希望，所以对这种看待新鲜事物的眼神，有着发自内心的感动。”“这个小女孩不是具体的哪一个小女孩，是很多感觉综合起来的。那些孩子要么靠在门框上看你，要么靠在帐篷边看你，要么躲在妈妈的身后看你。我发现这挺有意思，我就把她靠在画框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画面就活了、通了、运动起来了，有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在里边。”

《藏族女孩》采用的是肖像式的构图处理，并运用了近距离特写的方式。一眼望去，观众的视线就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当然，对于木刻创作，在特殊的对象上，省略线形和刀痕这些基本的形式语言其实也是一种虚实相生的艺术处理手法。女孩的脸部就没有一点刀痕，并且画家在处理长眉大眼和小巧的鼻翼时，也只是恰到好处地留出一丝半点线形痕迹。女孩额上的刘海、头发中间的几丝发辫的走向则用三角刀为主，大圆刀为辅，精巧地处理表现。在女孩的衣服又以大中圆刀为主，舒展干脆地刻制，刀味粗犷，表现得遒劲有力。女孩紧靠的门框、身上带着的小小长命锁，都可体味到精心刻制的木刻刀味。充分展示出李先生纯熟的刀法技巧和艺术魅力。这件水印套色木刻，作者在作品的色彩的处理上，也是非常成功。总之，作品《藏族女孩》生动地反映了女孩活泼多姿的神情，唤起无数的观众对藏民同胞、对藏族孩子的深深的温暖爱意。(www.xing528.com)

至于黑白作品《攻读》，则在画面处理上相当有别于上述的作品，作者运用和强调了多变的刀法，粗犷遒劲。黑白对比也十分地简明强烈，把一个藏民汉子表现得如此粗犷憨厚，真切动人。厚重又显笨拙的手指放置在书页上，这在视觉感观上是多么富有感性的说服力。画面构图集中，舍弃了原来的“宽银幕”式的构图意向，把原来打算以风景或场景为主线的思路，改为以突出主体人物的如饥似渴的功读神情为主，这又是不断调整，不断与自己的作品对话，从而寻找出最佳表现方法的又一例子。黑白作品《攻读》也同样深受版画界艺术家和广大版画爱好者喜欢。但是，李先生最后又突出了半身式的人物形象，那年轻藏民如饥如渴求知，认真投入细读的神态跃然纸上。那手与书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我认为这一画面处理变化是李焕民先生这一作品创作思维的升华。李焕民先生在不同时期的版画作品设计上，运用风格跨度很大的不同刀法、黑白处理的艺术形式，并呈现出他一生不断地探索追求不同版画艺术语言风格的轨迹。他在谈自己的版画艺术《黑白世界的魅力》一文中，特别推崇在不同的主题内容上，采用不同的刀法来表现画面的需要，他说，“这样一种刀法：一刀下去要考虑到这一刀痕迹本身的美，同时要考虑到这一刀四周所留的黑色之美；既要刻出对象的神形，又要照顾到全面的呼应。”他一直警惕不要为了追求什么风格而压制自己在生活中多方面的新的感受。我们观赏画家各个时期的版画作品，都可以欣赏到画家准确地驾驭时代精神风貌特点，熟练运用各种刀法技巧，精心刻制出来的不同风格特色的黑白版画艺术作品。

李先生说过：“创作，我就想表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和这个时代的审美格调，我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后来人能够通过我的作品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是怎么回事和在做什么。另外，我创作有一种无穷的激情和动力，来源于我对生活的发现，我要表达我的发现。我的创作激情能保持得那么长，不断地追求，那是因为我发现了，而且还在不断地补充。我发现了一种美，就好像卵子被精子相互碰撞了，怀孕了，必须要成长。要体验生活、增加营养、收集资料，最后十月怀胎，生出一个作品来。”《高原峡谷》创作于1956年，画面向我们展示了高原上原始落后的交通方式，在崇山峻岭间汉族女医生正在过索道为当地牧民出诊。危险艰难的场景烘托出汉藏一家的亲情。改善藏民的医疗条件，这是当时很重大的社会问题。李先生回忆：“1953年我以《新华日报》记者的身份进藏区，当时只能到甘孜，因为公路还没修到西藏。我就到甘孜，后来在那儿挂了职。这段工作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去了半年多，有许多体会。回来后我创作了好几幅作品。比如说《高原峡谷》，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不可能有那些作品。而且这些经历还不能说旅游一趟，你必须亲身深入，深入了以后还要有创作实践，创作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找到那种带有本质性的东西。不只是社会本质，而且有艺术本质，艺术的概括力。我回来后就感觉到，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句话是绝对的真理。所以我就下决心深入生活。而且这半年中我开始爱上这个民族了，爱上了这种生活，爱上了高原，爱上了蓝天白云，爱上了草原的辽阔。我是心甘情愿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还是正确的。人这一辈子，快得很，幸好我就只挖这一口井，挖深井，我没有到处去刨坑。李可染先生就说，不要到处去刨坑，要真正打一口井，要见水见油。我这一辈子，就打了这一口井，当然我也并不是说我只画这个，我还画了很多别的，但主要成就在这一块。”

我得承认，每当我来到李焕民先生的作品《牧场》前面仔细品味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总是让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库尔贝的《三个拾穗的妇女》，尽管它们之间有着相当的不同，情调意境不同，时代地点不同，画种类别不同，等等。但是对我来说，并不因为《牧场》的尺幅小，纯黑白而失去我的审美视域中它的宏大与精彩。作者拉高了草原地平线，阳光普照，白云朵朵。百草生长，万花争艳齐放。三个健壮美丽的藏女豪放愉悦中透现出勤劳质朴，她们迎着拂面的春风，响应着远方亲人的歌唱。山坡下帐篷座座，牛羊成群。一派“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情境。说到这幅的创作经历，李先生回忆说：“当时，没有粮票的人下到藏区，通常会被人当成盲流。幸得善良的藏族群众接受了我参加劳动的请求。”跟藏族群众一起劳动的日子是快乐的。他帮忙捡牛粪、晒牛粪，还替人照看小孩。常在一块劳动，大家彼此就熟悉了。李焕民跟着他们一起唱歌、跳舞，教他们跳弦子舞，帮他们改编歌曲。经他教授的歌舞都在寨子里传开去了，人们都说这里有一个又会编舞又会编歌的人。就这样，他似乎成了这个村寨子里的一分子。就连生产队长到县里开会，藏族群众都会让李焕民临时来帮忙，让他当个代理生产队长。

藏族群众对李焕民的感情很深。一次下大雨，他听到帐篷外有脚步声，然后好像一直有人在外面守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们担心李焕民住的帐篷会漏雨，在帐篷外像站岗一样守护着。

两个多月的体验生活结束后，当李焕民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全寨子的人都出来了，他们唱着歌送行：“小鹿跑过了草原，虽然没有留下，但是我们已经很高兴了。小鸟飞过了森林，虽然没有住下，但我们也很高兴。”那份情谊让李焕民至今难忘。带回这些深入生活的素材，他创作了《牧场》。创作出草图以后，他在画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什么叫主题，就是歌颂劳动，歌颂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歌颂劳动人民的美。这幅画却受到了不少非议之声：作品没有主题，没有表现出现实主义内容。其实李焕民早在草图上写下了自己对主题的阐述。我认为他的这一番言论却又是与库尔贝的现实主义理念同调一致。这段话也对这些非议声进行了直接反驳，最终排除了“左”的干扰，才得以把这幅作品留了下来。

《美术文化周刊》曾于2013年专题采访过李焕民先生。当问及他的系列作品里为何总是一直透露着社会和历史的真实感，总是用真来打动人这一话题时，李先生回答说：“是的。我喜欢看真的，喜欢看纪录片，看历史的真实。那我画也要画真的，给人们真格的。你看电视时什么时候会流泪？有时我老伴就问我，你眼角怎么了，怎么有纸，我就说没事，其实是掉泪了。什么时候掉泪，不是最艰苦的时候，是奉献之后被人理解的时候，那种感情的沟通更让人感动。”李先生创作了一张《豆选》，延续完整了自己的西藏主题系列，就像一个西藏大事记一样，把西藏的历史都给串接起来了。“我就想这样做，我进藏画了《高原峡谷》，然后是西藏民主改革、西藏自治区大会成立等一系列的进程，但是缺一张民主选举，现在把它补上。当然不是没有感情的政治宣传，我一直主张既要说事，也要说美。用美去说事。艺术上的说事，不是讲故事，是一种典型化。比如中国汉代的《马踏飞燕》这件雕塑，说事，是说大汉雄风这个事；说美，马的姿态如同天马行空，如此的自由飘逸，这个美又和大汉雄风的主题联系着。”他以《豆选》这一作品来参展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这恰是很具有时代的象征含义的。这一作品内容叙事的明确，构图处理的巧妙，人物形象和神态的有趣生动，场景气氛的有效营造，版画表现语言的高超运用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