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尔的创造性融合：美术传统与影响

贡布里希在《15世纪阿尔卑斯山南北绘画中的光线、形式和质地》一文中告诫我们：认为所有中世纪艺术都以概念符号或程式符号进行创作，而这些符号在叙述神圣故事时并不直接参照视觉现实的想法可能过于简单化。因为“这种象征的再现方式和写实的再现方式之间的对立论也运用了许多尚待考证的问题做论据”。^[38]我们认为，正是这种“简单化”长期以来制约着我们对中世纪基督教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的研究。如果本文对中世纪基督教绘画所做的“叙事性故事画”和“象征性圣像画”的分类可以成立，那么，中世纪艺术史的研究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文化的活力和历史的价值。相对而言，我们可以说，圣像画较多地依赖于程式符号，而故事画则为画家留下了创造性地运用写实的再现方式的可能性。随着圣像破坏运动的结束，这种可能性在上述的两类宗教绘画中被大大地释放了出来。其中的叙事性故事画则得到了强势的发展。斯维特拉娜·阿尔帕斯曾指出，如果我们把《名人传》中的现实主义标准仅仅当作是庸俗地欣赏现实化的绘画，这决不能对瓦萨里做出正确的评价。因为“在瓦萨里看来，绘画的压倒一切的目的是宗教目的，这个目的意味着要求把形象画得栩栩如生”，仅就文艺复兴产生的多样绘画体裁来看，我认为这一说法就显得有些片面。不过，下面的分析又部分地印证了阿尔帕斯的说法。在中世纪后期的艺术发展中，圣像画，尤其是圣母子圣像的绘制，确实处在了两难情境中。一方面，圣像画在力争视觉化的过程中要使形相的描绘不断地满足“避免那种刻板的凝视的愿望。当然，尤其是在圣母的图像中避免”。另一方面，艺术家们担心，在这种视觉化的过程中，由于不断地对日常生活的模仿，圣像画的崇高性也有可能渐渐失却。“因为宗教画的任务显然要求不仅再现自然物，而且再现超自然物。”在这里，我也想强调指出，“虽然圣母的现实主义形象一定是一位美丽出众的妇女形象”，然而，《雅歌》中赞颂圣母的诗句“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以及根特祭坛画上的铭文“她比太阳还要美”的含义绝对是超越了现实主义的“美”的形相之意的。贡布里希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中的理想与类型》一文中指出：“在意大利诸大师已从容自如地掌握了表现三度空间现实方法，摈弃了拜占庭程式之后，那种‘柔和风格’的拜占庭圣母程式仍然顽固地存在着，继续出现在以乔托和杜乔为首的佛罗伦萨画派和锡耶纳画流派的作品中。这些艺术家为什么恪守这些传统的类型？”贡布里希认为，这是在他们的日常感受和他们的画坊实践之间缺少桥梁所致，“这种类型他们可以修改，但是不能摈弃”。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如果我们不仅把新程式的创造看成是自觉的探索，同时也把旧程式的使用不单单看成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且认识到在旧程式的使用中仍然具有巨大的创造性空间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回答：这种恪守的原因极有可能是——不愿摈弃。在乔托和杜乔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象征的再现方法和写实的再现方法的功能价值和形式特质的区别是被大师们清晰地认识到的。他们开始根据传统宗教题材的不同属性而采用不同的再现方式，从而大大张扬了两类绘画不同的审美张力。同时，因为社会的和个人的因素，两种不同的再现方式会在同一类绘画的创作中得到创造性的融合。

这种艺术创造的自律意识和创新精神在文艺复兴盛期获得了高度的发展。拉斐尔把15世纪以来高度发展的状物叙事的表现欲望做了很好的调适和控制。16世纪初，大师们对传统题材的限制性要求重新给予了关注。他们把写实的理想与创作的体裁以及题材的类别进行了整合。在这一点上，莱奥纳多的《最后的晚餐》已经做出了榜样。在15世纪，“最后的晚餐”这一题材的叙事性在众多画家的创作中发展到了极点，画面表现的常常是世俗的日常聚会。莱奥纳多以全新的形态使栩栩如生的状物叙事回归到圣事圣餐的庄严肃穆，给传统的叙事性题材注入了圣像画的特质。^[39]而拉斐尔则重新诠释了经由乔托和杜乔发扬光大的中世纪圣像画传统，赋予了圣母画像以新的神圣和崇高。对拉斐尔来说，一方面他运用了现时的有价值的传统，抛弃了以往陈腐的糟粕成分。他不可能再回复到那种“仿佛着魔一样的睁得很大的凝视的眼睛”的圣像图式中去。另一方面，他一定认识到了早期的某些传统成分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上述的圣像画的感人至深的功能和形式。拉斐尔以作品的无与伦比的美召唤人类向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回归。这恰如克里斯特勒所说：“过去时代的观念、风格和主题，也许会在特定的时期或者意见氛围里失去它们的魅力，但这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它们也许会在另一个时期和不同的环境里重新获得效力。”(www.xing528.com)

如果可以说，在这个既突现对立又努力融合的创造中，莱奥纳多更多地突出了写实再现的价值，米开朗琪罗则又更钟情于象征的再现价值，那么，拉斐尔则凭借了自己好学的天分和不懈的努力，在使两者融合、协调的创造成就上超越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