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西方思想史的源头要追溯到柏拉图那里一样,西方美术史的源头也被认为来自柏拉图,这有着几方面的理由。虽然柏拉图没有美术的历史概念,但是他非常熟悉美术,他本人也学习过雕刻。很有意思的是,在西方思想史的发展中,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开启先兆的关于事物本体和现象的哲学讨论却又与对绘画和雕塑的比附论述联系在一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了他理想的贵族奴隶主统治的雅典城邦的政治、道德、军事以至文艺等。柏拉图肯定一个永恒的、绝对的“精神”或“真理”,称之为“理念”。它超越物质世界而客观地存在着,并决定后者的一切事物,一切事物乃“理念”的模仿,“理念”的派生,“理念”的影子。他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并把它运用于自己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也用来论述与我们今天“艺术”(Art)一词所指的相关的一些技艺性(techne)事物。他宣称理想的国家的道德为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国中的人也分成相应的三等:以智慧管理国家的哲学家,凭勇敢保卫国家的武士以及从事手工业、商业和农业的自由民。他们分别体现了国家道德的前三项,又共同以正义为道德。柏拉图是以上述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来展开对艺术之事的论述的。客观地讲,这类比附讨论由此显示出无穷的丰富性,但其实也变得总是繁杂玄奥。所以,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理念说”与“模仿说”对西方美术史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或许,在一定的层面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也是由于柏拉图用了当时那个带有更多技艺意味的一词techne来指称相近于今日的艺术(Art),致使长期以来艺术家们的地位比之工匠和建筑师们更低,这一影响也是漫长而深远的。
在柏拉图的心目中,由于其哲学体系而规定了作为技艺的艺术之事由于其模仿的特性而地位低下。从其“理念说”出发,认为现实的物质世界是对永恒之理念的模仿,而运用技艺的模仿之事(艺术)又是对现实物质世界的模仿。所以,艺术与至高无上的理念(真理)有着所谓的“三层之隔”,因而地位低下,在其理想的国家道德中和国家臣民中是没有地位的。他举例来说,画家画床,“在一种意义上虽然也是在制造床,却不是真正在制造床的实体”。因为床的实体乃是“‘床之所以为床’的那个理念,那个至高无上的真理之床。因此,床有三种。第一种是在自然(此自然非指物质世界)中本有的,无妨说这是神制造的,神所拥有的,因为没有凡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由于画家远离实在的真理之床,他的地位就比工匠还要低,并且他还是个危险的幻觉与欺骗的制造者。由于techne们仅仅是本质事物的隔了一层或二层的模仿者而且还是“不诚实”的表现者,柏拉图将艺术家逐出了他的理想国。在柏拉图看来,所有事物都依据它与非物质的具有普遍性的事物本体的亲疏关系而分成不同的等级。“柏拉图对艺术的态度表明,他的真善美(事物的普遍本质)只关涉认识论和伦理学,与其后的美学没有任何的联系。”但是,以我们今天的“艺术”观念来看,身处古典艺术繁荣时期的柏拉图至少在其苦心孤诣完成的精心杰作《理想国》中并没有用审美观点的言论去讨论艺术,而是将自己的“艺术”概念和言论限制在“技艺”的层面上,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同时,他虽然强调模仿的意义,但是也没有围绕技艺(techne)和模仿去建构有关艺术的学说,他将对模仿的叙述转向了关涉事物真理的哲学讨论。对此,朱光潜先生认为,柏拉图处在希腊文化由文艺高峰转到哲学高峰的时代。在此前几百年中统治希腊精神文化的是古老的神话,荷马的史诗,较晚起的悲剧喜剧以及与诗歌密切联系的音乐。这些在希腊人中发生过深广的影响,享受过无上的尊敬。诗人是公认的“教育家”,“第一批诗人”,“智慧的祖宗和创造者”。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艺的鼎盛时代已逐渐过去,而自由思想与自由辩论的风气日渐兴盛,传统的文艺和权威成了辩论与批判的对象。柏拉图也对荷马以来的文艺遗产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得出两个结论:一个是文艺给人的不是真理,一个是文艺对人发生伤风败俗的影响。他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国家里,统治者和教育家应该是哲学家而不是诗人。重要的是,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政治家篇》中陈述的历史哲学观念成了西方美术史学基本观念的滥觞。那种以植物的盛衰为比附的历史发展的循环理论直至今天,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美术史的认识。柏拉图在国家学说中阐述的历史循环发展理论被亚里士多德用于对艺术的发展论述中。他关于悲剧艺术的成长、演变和衰落理论为后世确立了艺术发展的基本历史观念。另外,亚氏从认识论和心理学角度对艺术中的模仿给予了甚至于超越人的本性的很高的评价。而他最先提出的关于艺术的“得体”观念也成了日后西方美术史的重要的观念。虽然亚里士多德和罗马的贺拉斯都是从诗学和诗艺的论述中提出“得体”这一观念的。或者说,从后来历史研究进入美术领域后,是那些人文学者和美术史家从古代先哲的诗论诗艺研究中,从古典时代形成的修辞学说中,借用和发展了美术的循环理论。这些就跟其后的文艺复兴有着密切的关系了。(www.xing528.com)
最后,我们还应该提到的是,对现代艺术史研究写作影响很大的是美术馆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在17世纪中叶,欧洲的统治者们开始对大众公开他们的典藏品。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国王的典藏处成了美术馆的重镇,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罗浮宫。当拿破仑取得政权后,把他从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荷兰掠夺来的战利品放在他巴黎新的公立美术馆里。1820年,当黑格尔在柏林做艺术史的讲学时,一座新的美术馆正在该城兴建。至19世纪末,欧洲大部分城市都兴建了美术馆。同时,美术史在德国开始成为一门大学的学科,并很快地相继在英美国家设立。从那时起,西方美术史家的兴趣比黑格尔大为扩展。公立美术馆不仅仅只展出欧洲的绘画和雕刻,还展出非洲、中国、伊斯兰美术,印度、古代美洲的美术等等。20世纪后期,属于视觉文化的新媒体作品也进入了美术馆中。越来越多的当代文化史学者和美术史学家认为,任何艺术都该有它自身的艺术史。由此以来,人们书写的美术史的“形状”又有了重大的变化。精英美术史的观念被彻底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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