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张惠长受孙科委派，回到家乡出任中山县长。赴任后的首要大事，就是建立一支具战斗力、可以随时击退日军进犯的守土部队。
其时，日军发动的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翌年2月，日军攻占中山三灶岛，并在该岛的莲塘湾修建机场,每天从三灶岛出动战斗机，轰炸广州、佛山、中山石岐等地。
按照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精神，张惠长努力加强战时体制，先后成立了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三区统率委员办事处（张惠长任统率委员）、中山县地方守备总队（张惠长任总队长）、中山县各界联合抗战后援委员会（国民党中山县党部书记长林卓夫为负责人）等机构，并将原来只有三个政警中队、两个壮丁中队的武装，扩充为三个政警中队、十个守备中队、九个区一级的民众抗日自卫大队（集结大队，也称别动大队）和一个商会的义勇壮丁大队，人数共达2000人。张还将公安科改为公安局，侦缉队扩至50人，配备手枪，成为一支精锐的武装力量。1938年2月，他被任命为第三游击区司令部司令。
1938年10月12日，日军集中陆、空军兵力七万多人，在大亚湾强行登陆。为避其锋芒，广东省政府、国民党部及第四战区的大部分部队均从13日起撤往粤北。10月21日，广州沦陷，其后，顺德、南海、三水等地相继失守，中山实际上已经成为敌后的孤岛。
中山县长兼第三游击区司令张惠长并不气馁，他从同仇敌忾的中山民众身上看到了希望。他慨然发出号召：“有一尺之土，当据而力战！”他解释说：“顾因广州之陷，已日在风声鹤唳之中。敌之宣传，早晚必到谋我。且县境四面防守，兵有未敷，势有不得不惟恃死斗之一法，以保邑中土地而已。”
为此，他抛弃党派成见，欣然接受中共中山县委建议，两党联合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部。半年内，中山抗日先锋队发展到拥有三千多名成员，成为广东省抗日先锋队属下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青年抗日群众组织；随后成立的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也拥有一千多名成员。张惠长和夫人薛锦回，分别担任这两个组织的总队长和会长；中共党员孙康、刘紫云分别担任副总队长和副会长。
而在此之前，张惠长已于1939年3月被余汉谋免去游击区司令之职，改派吴飞为司令，但他仍是县长兼地方守备总队长，再兼县民众抗日自卫团正统率委员，还管辖一支公安部属下的政警大队。所以，保卫乡土的决心仍然很足。某次，轰炸石岐的敌机掠过民房低飞，他一怒之下，竟走出了县府（学宫）的防空洞，亲自手提机枪向敌机猛烈扫射，打得敌机慌忙升空逃窜，目睹者无不为之折服。
强敌压境之际，富有作战经验的张惠长料定：日寇进犯中山，必从叠石、横门两地突袭。为加强防御，他决定在横门沿岸构筑两道防线，并在横门水道南岸沿线重点布设水雷。
1939年7月初的早稻收割季节，为了从中山人口中夺粮，日军终于忍不住向中山动手。他们的计划是，从新会睦洲出发，兵分三路进犯中山。其中，叠石、全禄为主攻目标。我方则早已得到情报，从7月8日起就在青岗集结待命。
7月9日上午8点，两翼之敌在特沙和横涌受到阻击。9点，主攻之敌在飞机和浅水舰的火力支援下进犯叠石、全禄。两村村民先是坚壁清野，继而安全后撤。在激烈的交火中，部分阵地一度失守，但到10日凌晨4点，叠石、全禄均已收复。
日军不甘失败。10日上午，又以浅水舰五艘、汽船和橡皮20艘，从横门水道进入石岐西河，驶向福荫围和黄牛头山两岸，又从三灶派出四架水上飞机进行空中支援，企图强行突破，直扑石岐。敌军登陆抢滩时，我军布下的水雷大显威力，炸毁敌军一艘铁壳拖船、五艘橡皮艇。相持数小时后，日军伤亡惨重，被迫在飞机掩护下撤回海上。
1939年7月24日上午8时，日军集结大小军舰各一艘、浅水舰四艘、武装渔船六艘、胶艇13艘、汽艇14艘、运输船两艘，以绝对优势兵力向横门推进。三灶岛机场也同时出动飞机两架，反复轰炸仰天山、大尖峰、芙蓉山、笔架山，其后续飞黎村、东利涌、灰炉涌、下岐涌。
经过24、25日的试探性进攻后，26日下午3点30分，日军在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掩护下，以二十多艘橡皮艇载着两百多名士兵，分三路在横门登陆并向纵深推进，先后抢占了玻璃围、猪山、芙蓉山、大岗山、仰天山和大尖峰等制高点。
张惠长途中闻讯，立即驰赴前线。当接近前线时，其行踪被敌军发现。敌炮手连发两炮，炸伤了一位卫士的手臂，张惠长镇定如常，抵达黎村后立即就地重新组织火力，指挥机枪数挺冲上珊洲村后山，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
27日，转入相持阶段。中山抗先第四区队的武装集结队开往黎村一带，协同国民党守备队抗击大岗山方向的日军。
28日，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反攻。入夜，大岗山之敌向大尖峰之敌求援，而芙蓉山之敌却以火炮攻之，双方误战三个小时，伤亡颇重，我军乘机冲进，收复了芙蓉山。
30日，我军从芙蓉山出发，冒雨突袭仰天螺。大约在同一时刻，企图从小隐河口突破的敌舰、运输船各一艘触雷沉没。
31日下午4点，日军在舰艇、飞机的火力掩护下开始撤退，我军则全线出击，扩大战果。至此，历时八天的横门保卫战首战告捷。是役日伪军伤亡两百多人，我军伤亡不足100人。
战后，中山“抗先”第四区队长孙海筹（国民党爱国人士）对香港《星岛日报》记者说：
“我军能迅速取胜，是与民众的支援分不开的。敌军撤退后，灾民已全部回乡并得到安置。他们多属水上居民，政府也有拨款救济。有不少人还不愿接受赈款，宁愿让给困难多的灾民。”
9月7日，日伪军调动2500人，登陆艇三十多艘，飞机十多架，再次向横门进犯。
8日，敌军三百多人在芙蓉山、玻璃围一带强行登陆，苦战至入夜，双方伤亡惨重。
9日，敌军攻占大尖峰。
10日，东线我军转入纵深防御。
11、12日，双方激烈争夺大王头，阵地数度易手。
经过侦察得知，此时日军正采取迂回战术，企图从东西两翼包围我军。因此，前线指挥部决定，东线横门守军撤回二线；西线则在张家边一线布防。至此，企图从两翼包抄我军之敌，反陷入我军天罗地网之中。
13日至20日，双方在三仙娘山、猫儿头山、大环河进行了三场恶战。三仙娘山之战，一天之内击毙敌军两百多人，我方仅伤亡30人。而在我军对猫儿头山的一次夜袭中，敌军留下的数十具尸骸竟全是伪军，原来日军早在入夜前已躲回军舰。大环河之战，敌军因两次冲锋均遭惨败，竟迁怒于老百姓，一把火把大环、渡头的民房、店铺全部烧光，躲避不及的老弱妇孺则被刺刀捅死。是夕，张惠长在西桠山上望着家乡的冲天大火，悲愤地对大环抗日先锋队大队长李渐逵说：必须抗战到底，民众才能免除祸殃。
到9月20日，我军已收复大部分失地，并追敌至距大王头山仅60米处，又一次形成僵持之局。日军竟将抓获的十多名士兵和农民绑在阵地前沿的木桩上，或将其下半身埋于土中，以作人肉屏障。
9月21日，持续14天的第二次横门保卫战告一段落。此役被击毙日伪军多达600人，飞机一架；我方参战兵力共1600人，牺牲四百多人。
9月21日，敌军主力撤回海面舰艇上，只留少量兵力固守大王头。敌方守而不退，我方则围而不攻。这一胶着状态一直持续到10月6日上午。
9月27日恰逢中秋佳节，正是敌我双方在大王头对峙的相持阶段。张家边妇女纷纷把传统糕点月饼送到前沿阵地。澳门同胞也以月饼慰问前线官兵，竟致阵地上的月饼堆积如山。
据不完全统计，在叠石之战、黄牛头山之战和前后两次横门大战中，中山军民同心协力，把号称“钢军”的日本侵华第五师团打得落花流水，共歼敌千人、战机一架、舰艇八艘。这是日军进入华南战场以来损失最惨重的战役。
横门初捷，本该庆贺，但此时，国民党第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已在全国推行。如果说，1939年3月，坚持团结抗日的张惠长被免除游击区司令之职，仅仅是个不祥的征兆。那么，到1939年秋，局势已经相当明朗，先是林卓夫取代张惠长，接任国民党中山县党部书记长；同年12月15日，在韶关召开的广东省政府第九届委员会上，“主席（李汉魂）提议，中山县长张惠长撤职交本府吴飞委员察看，并着随同服务戴罪自赎，遗缺派吴飞兼理”获议决。张惠长被革职，意味着局势已经急转直下了。
对此，当时的中山人评论说：“走了会飞的县长，来了唔（粤语，谐音“吴”）飞的县长。”
1939年8月，国民党县党部宣布解散“抗先”“妇协”。9月，通缉中山“抗先”第一区队长张鹏光（县立一小校长，中共石岐小学党支部书记）和中山“抗先”副队长孙康。就在军警开始围捕行动前三个小时，张惠长暗中派人通知孙康。孙康及时离开西桠村，转移到沙边、长命水，9月下旬安全抵达香港。
而经横门失利后，为了“重振军威”，日军决定以旅团长川田为指挥官，从新会、江门抽调1500人，从南海九江抽调1000人、马队300人，加上三灶岛的受训新兵800人进攻中山西线；又从宝安抽调1500人，进攻中山东线。还出动飞机四十多架，战舰十余艘，汽艇、胶艇四百多艘，连同已进入横门的部队共六千多人，兵分五路，合围中山。
1939年10月6日下午7点，西线日军在叠石、全禄、石井登陆后，连陷南村、安堂、南文、濠涌、下坊、青岗、沙溪，我方第二区自卫大队长林勤邦在指挥战斗中阵亡。日军的另一路人马渡河攻占一区金鱼环，再经渡头、沙涌直扑石岐。敌汽艇由横河窜犯一区树涌、曹边，会合三灶岛新兵夹攻北台。在曹边，他们遇到了乡民的关闸抵抗，久战不下，被迫绕路经沙涌扑向石岐。
进攻横门的日军于7日早晨突破了小隐、大环；在张家边，则遭遇到节节抵抗。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7日下午2点，张惠长决定率石岐守军全面撤出，向五桂山转移。
日军先派出少量伪军入城试探，证实没有守军后，日军乃分西、南两路进入石岐，把司令部设在南门方基巷内。
日军虽占领石岐，却始终对中山军民有所忌惮，不但不敢如占领别处那样给士兵放假，还匆匆以主力布防于石岐外围。次日，进入岐江河日军舰艇共计一百多艘，意在耀武扬威，为不久前在中山创下的败绩涂脂抹粉。
敌军进入石岐后，接连三次到侨立医院搜索伤兵，但一个也没有搜索到。失望之余，领队的少佐拔出指挥剑，意欲对病人、产妇大开杀戒，经医院内的外国传教士哀求才勉强罢手，但仍把医院内的药品和器材全部带走。(www.xing528.com)
8日下午，张惠长在石莹桥召开军事会议。他指出，必须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快速反攻，先绝其与外围的联系，然后分进合击之。
谁也没有想到，仅在三天后，入侵石岐的日军就匆匆撤走。
别动队司令袁带闻讯，急率数百人与第一游击区司令部参谋长萧祖强部在横栏会合，迎头截击敌人。双方相持多时，敌军才在炮舰的火力掩护下离去。
10日上午，我军复入石岐，中山县的第一次失陷（俗称“石岐三日沦陷”）至此结束。
1940年1月16日，日军在粤北会战受挫。2月，改组后的驻华南日军，又把目标指向了顺德和中山。
3月1日，日军第38师进犯顺德县城大良；4日，日军获悉吴飞竟偕林卓夫赴南屏向联合中学学生训话，当晚就在澳门盘桓，决定趁此机会，立即进犯中山。
从3月5日直到15日，日军18个师团共动用一万兵力入侵中山。
5日，日军从顺德攻入大小黄圃。
6日，从海路登陆唐家、香洲，陷前山、坦洲、翠亨。
7日，陷南朗、张家边、三乡、恒美、石岐、沙溪、大涌。
15日，陷小榄。至此，除三、九区外，县境大部分沦陷。日军到处抢掠财物、奸淫妇女、屠杀平民。
由于缺乏统一指挥，致使日军长驱直入，只遭到各自为战的部分地方武装的零星抵抗。
7日下午，日军第18师团进占石岐，据学宫为司令部，又把原警察局改为伪绥靖救国军司令部。不久，日军扶植下的伪军参谋长欧大庆经小榄到了石岐，建立起各级伪维持会和伪政府。自此中山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下，历时五年之久，直至日本投降才得以光复。
吴飞此时已无法返回县城了。6日下午4点，他辗转经坦洲回到三乡平岚，7日晚再转赴斗门。此后，吴飞将游击队司令部及县政府迁到八区。同年5月，吴飞解职，袁带继任游击队司令，书记长林卓夫兼任县长。1941年年初，林卓夫卸任，萧豪继任县长。同年2月8日，日军入侵八区，县政府迁新会，游击队司令部迁往鹤山。同年10月，“挺三”司令袁带兼任县长，县政府一并迁往鹤山。
石岐沦陷，并不表示中山守军已经丧失战斗力，经重新召集、整编，吴飞、袁带等人将游击队司令部及县政府先设在八区，再迁入新会、鹤山。1940年5月改编为挺进第三纵队，所辖部队控制着鹤山、顺德、中山部分区域，守住一片国土。到后来，坚决抗日的张惠长也从澳门赶来了。1943年8月，曾一度迁到澳门复课的中山县联合中学也迁到以鹤山作屏障的恩平。资料表明，到1944年为止，日军对鹤山共进行了53次扫荡，18次炮轰，158架次空袭，造成505人死亡，389人受伤，比起周边沦陷区，损失还是较小的。
与此同时，中山县公安局侦缉队长梁新年率领的五十多名侦缉队员，在退入三、九区后，与九区抗日集结大队会合，新组了一支“抗日歼伪、保卫家乡”的游击队伍。为避敌耳目，挂的是“民利公司”招牌，以二、三、四、九区为潜伏行动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
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了，1945年8月12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正式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
1945年7月1日，经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立法院院长孙科、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等电促，闲居古镇海洲的张惠长接替方岳昭重任中山县长，在县境内距小榄十多公里的三区怡围设立战时县政府。
8月15日，县长张惠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次修、“挺三”司令伍蕃等人率部推进至二区溪角乡办公，就近监视县城日军。张惠长派警察局局长萧仇率武装队伍先进入县城维持秩序。日军司令鍼谷亦派遣高级官佐二员，至溪角叩访张惠长，表示唯命是听。
10月7日，石岐县城光复。159师师长刘绍武、县长张惠长率文武官员举行入城仪式，并在仁山召开县城光复群众大会。同日，县政府从鹤山沙坪迁返石岐，进驻学宫。
中山民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庆中山光复。万人空巷观看受降仪式，纷纷把唾沫吐向被押赴码头的日军。
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1945年12月中山县政府的统计，在沦陷期间，仅饥饿致死一项，县民的死亡数高达12.4万人。
战后的中山满目疮痍，作为光复后的第一任县长，张惠长如何着手？
首先，重整国有金融机构。1945年底，广东省银行中山支行重建（降格为办事处），行址设于石岐孙文西路222号；1946年,中国农民银行中山办事处在石岐成立,地址设在石岐太平路405号,主要业务是农业贷款,兼办商业、机关、团体、个人的存、贷款。为执行国民政府“恢复农村经济,改良农业生产”的政策,该行与中美联合总署、广东省粮食增产处合作,办理了大批化肥及良种贷款业务。贷款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政府组织的乡、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县、乡政府担保还款,其次是乡农会由县政府担保还款。
其次，成立民意机构。1946年2月11日，中山县临时参议会成立，魏觌明任议长。会址设在石岐高家基林氏宗祠。
更重要的当然是恢复生产。沦陷期间，日寇“以战养战”，大肆掠夺，迪光电厂的发电机组也被搬走。张惠长动员李德联出资重建石岐电厂，恢复县城供电。1946年10月，李德联投资的思豪酒店开张，带动了中山建筑业的复苏。由于广东海关撤销出口税，各行商人纷纷搜集蚕丝、桐油、茶叶、桂皮、鸡鸭毛、纸张、竹器等运往美国、英国。经报验出口的商品，当年大幅度增加1/5。随着货畅其流和侨汇的恢复，居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同年11月，县政府决定按田亩每亩征谷十市斤，作为本县的军人复员和建设经费。而在此前的同年5月，县政府还责令商会以“按铺面阔度比例负担该段筑路经费”的办法新辟南基路。
县政府在开源的同时实行节支，缩减基层机构，撤销第一、二、四、五、六、七区，全县乡镇由364个缩编为67个。
县政府呼吁海外华侨捐资，把石岐烟墩山开辟为中山公园；在迎阳公园建造“中山县抗战殉难先烈之墓”。同年8月，香港永安公司捐资于家乡竹秀园兴建景春水闸。
教育方面，则制订了《推行国语运动实施计划书》，组织机关学校职员参加培训班学习；规定公务活动一律使用国语；又采取多种形式推行国语,规定师范生注音符号考试不合格者不得毕业。
张惠长的贤内助薛锦回也没有闲着，她随同张惠长返回中山时，从鹤山带回了将近200名孤儿。
薛锦回（1905～1985年），祖籍中山三乡，父亲曾在上海经商，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家政系，1928年在上海与张惠长结婚。抗日战争期间，薛锦回曾担任中山县妇女协会会长，与中共刘紫云合作，举办过两期妇女骨干培训班，讲授“妇女运动历史”“国共合作宣言”“救护常识”“军事知识”“论新阶段”及教唱抗日歌曲等。在横门保卫战中，曾组织妇女到前线救护伤员、送茶送饭。
1940年1月，张惠长被革除职务后，薛锦回随夫来到了澳门，其后独自回上海。1942年初，张惠长先撤到中山黄圃，再转赴鹤山县时，薛锦回冒险由上海出发，途经已沦陷的香港转赴鹤山，与丈夫共患难。
1943年，她在鹤山开办“中山儿童教养院”，亲自上街宣传，筹集善款、粮食、衣服、棉被等，接济因战乱而失去双亲的难童。
抗战胜利后，她任中山县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救济院。救济院原名“中山难民收容所”，院址初设在石岐莲塘街郑氏三公祠。该院把难童按年龄和文化程度分为六个班，分别按小学不同程度的课程施教。早上5点起床，8点上课。课堂是流动的，有时在操场，有时在宿舍，有时在天井。下午组织难童生产自救，工种有编织、垦殖、饲养等。1946年初，薛锦回认为不宜把难童和成年难民混在一起，征得各界支持，专为难童办起了“中山县育幼院”。
在此期间，她还积极为因抗战而失学的儿童办学校，如1946年8月在寿山里开办的“中山小学”。又打算筹建四区中学，已选好南朗大车村山麓为校址，并从张家田产中拨出100亩作为启动经费。
她对民众教育也很重视，曾借用县中的课室举办妇女识字班。针对当时中山盛行的买卖婚姻、包办婚姻，她效仿抗战前民众教育馆的做法，提倡集体结婚，提倡结婚自由，保障妇女权益。
在以张惠长为首的县政府的治理下，光复仅一年，中山已重现生机。
1945年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本该为国人带来持久和平，不幸的是，协定并未得到切实执行，1946年6月，国共两党内战全面爆发。同年10月，张惠长因“剿共”不力被免职。
卸任县长后，张惠长虽然还挂着立法院委员、国大代表等虚衔，政治生涯实已结束。1949年，他偕同夫人薛锦回经澳门前往台湾。资料表明，由于张惠长一贯的反蒋立场，蒋介石在他的档案里批上“永远不能起用”几个字，只让他偶尔参与中华航空公司事务。1980年7月17日，张惠长心脏病突发，在台北逝世。
（供稿 刘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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