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全面抗战开始前的1934～1936年，以张惠长为总司令的广东空军，就已经北上杭州笕桥机场，到抗日的第一线同日本鬼子拼搏。由于广东空军积极出战，敢打敢拼，成了日寇的眼中钉，扬言“广东机队飞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当时，广东空军混合机队所驻的笕桥机场，已经成了敌人轰炸的主要目标，敌机经常大编队、多批次前来，而广东机队飞机数量少、质量差，实力相差太大，每个飞行员都已经立好遗嘱，由空军委员会保存，决心“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与敌人拼命。为了避敌锋芒，广东空军启用杭州东南海边沙滩上临时修起的乔司机场。当日机轰炸杭州时，我军立即起飞迎敌。激战十多分钟后，终因敌众我寡，队长丁纪徐驾驶的飞机中弹受伤，迫降机场。而石邦藩、赵普明驾驶的两架容克机也先后中弹，石邦藩截肢生还，赵普明壮烈牺牲。
经过连日激战，广东机队人员、飞机损耗无从补充，南京政府又反感张惠长反蒋抗日，借口敌强我弱，将广东机队撤到安徽蚌埠，还把张惠长调职任驻古巴公使。从此，抗日前线少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飞机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兴起，中国空军也把主力部署到东南一线，仅南京、杭州、江苏句容的空军基地，就有第三大队的七、十一中队，第五大队的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中队的近60架战斗机。原籍张家边三村的归国华侨何泾渭，时任二十九中队队长，驻守在句容机场。8月14、15日，日军从台湾出动两批飞机队，每批9架王牌机“更木津”轰炸机，偷袭我军前线三个机场。我机立即起飞迎敌，战场主要在句容上空，史称句容会战。二十九中队的飞行员们在中队长何泾渭的带领下，满怀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驾驶着十多架驱逐机如子弹出膛般迅速升高，抢占了有利位置，时而成编队围攻敌机，时而各自为战，穿插敌机群中撵着打。敌方两批机群都被打乱了阵脚，有的屁股冒烟，有的在空中开花，先后被击落六架，其余的皆狼狈而逃。南京政府发布战报时称“中国空军抗击日机的句容会战以6∶0大胜日本侵略军”。
句容会战后，广东战事吃紧，二十九中队奉命调到广州保卫祖国南大门。8月31日、9月10日、9月24日，日机先后三次空袭广州，何泾渭率中队的三个分队起飞截击，由于日机数量多、性能好、速度快，白云机场、天河机场还有一些民居都先后被炸。敌机正想溜走，何泾渭虎眼圆睁，对着对讲机命令：“滥炸无辜杀人放火还想跑，干掉它！”他领头追了上去，黄绍廉、邓从凯、谢金也驾机紧紧跟上，四架飞机相互配合，衔尾直追，直追到新州上空，击落了敌机三架，击伤敌机一架，其中何泾渭亲自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www.xing528.com)
1938年春，何泾渭已升任第三驱逐大队大队长，奉命移师武汉驻防。日本侵略军在侵占了安徽芜湖后，在2月18日、24日，4月26日、29日和5月27日，先后五次出动9个中队81架轰炸机和驱逐机，轰炸武汉三镇和空军机场。当时中国空军起飞迎敌的，除何泾渭统率的第三大队十七、十八、二十九中队外，还有第五大队的二十二中队和一个苏联的志愿大队。在五次空战中，敌我双方空中力量对比，敌机比我机多几倍，而且日机是最新型的零式机，我方明显处于劣势。但是我国的飞行员们，根本没有考虑个人安危，人人勇猛冲锋陷阵，每次都击落或击伤敌机多架。5月27日，保卫武汉最后的一场空战中，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和艰苦。敌机七八十架，简直像蝗虫那样，密集地对武汉进行轰炸，并对我空军施以大包围战术，几架对一架进行围攻。何泾渭这时完全靠誓死杀敌、保卫武汉的坚定信念和高超的飞行技术，一边巧妙地穿云入雾、躲避敌机的围攻，一边抢占制空权，狠狠还击。他眼看有两架敌机被自己的火力打得屁股冒着浓烟逃跑，一架被打中要害在半空爆炸。可是他的飞机也满身弹孔，伤势不轻，他自己更是被敌机机枪轮番扫射，腿部连中七弹，腿已经不能动了，就坚持用手、用身体控制，把飞机安全飞返机场，由医护人员把他抬往医院抢救。
保卫武汉的五次空战，我空军以少胜多，共击毁了敌机21架，但是我方的飞机也被击毁、击伤17架，多名飞行员在空战中壮烈牺牲。当时，八路军驻武汉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为在武汉空战中壮烈殉国的飞行员致送了挽联：“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为四百兆同胞艰苦奋斗，胜利可期。”邓颖超亦代表西北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奉献花圈，向空军英雄致以深情的敬意。
这次武汉大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阻止了侵略军的长驱直进。何泾渭以其显赫战功获得云雕勋章一枚，在伤愈后调任四川航空训练处处长。他除了认真培训飞行员外，还亲自执笔编著了《航空操典》和《空军条令》，为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空军建设作出了贡献。
（供稿 陈永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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