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她的第一个创作旺盛期。早年的代表作如《蛇瓜》《踏雪鸿泥》《晨》等,大都在这一阶段完成。她还先后参加广州、南京、上海、广西、香港、澳门等地的多次画展,国画《鸽》被选送莫斯科参加“中国美术展览”。
广州沦陷后,因为不想作日寇统治下的顺民,身怀六甲的她毅然取道山路偷渡香港,再转澳门,与春睡画院同仁汇合,把春睡画院搬到了澳门的普济禅院(观音堂),直到抗战胜利才返回广州,任教于南中国画学校。1949年,为了侍奉年迈病弱的母亲,她不得已告别恩师,回到家乡中山。
在家乡学画的十年,只是郑淡然艺术生涯的“预演”。这一时期的画作,如今还能见到的不多,大都是工笔画,婉约秀丽,但个性尚未形成,不免流于纤巧。
进入春睡画院后,其画作的大家风范迅速呈现。同是工笔画,与十年前相比,就有明显的区别。此前重临摹,此刻重写生;此前虽也艳丽,但稍嫌呆板;此刻用上岭南画派独创的渲染法,笔下的花卉瓜果,色彩变化顿现奇诡,富质感,更具立体感。(www.xing528.com)
有一个时期,她下了决心,不再为空中楼阁编织“花好月圆”式的美梦了,转而钟情《孤梦》《残荷》的萧瑟。用她自己的话说,这就叫“缺憾美”,从不完美处开拓完美。这一变调,让我们看到了高剑父的迟暮心态对她的影响。不过,回顾她少女时代写的《七夕越社同人雅集分得照字》,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两者之间,确有一脉相承之处。不然,那就难以解释:同受老师指点,何以其他同仁此类作品不多?但这也反证了,她少女时代写的诗,确实发自内心,绝非“不识愁滋味”而故作惊人之语。
1938年,她与梅县籍诗人刘亮结婚。不久即与春睡画院同仁一起避战乱于澳门。从这个时期开始,画风又是一变。那就是化纷繁为简约,寥寥数笔,即把主体勾出;细节的工笔,又如“万绿丛中一点红”,令人眼前一亮。《跃虎》腾空而起,虎虎生威;《蛇瓜》势如飞瀑,力透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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