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可亮（1918～1992年），香山县（今中山市）大岭村人，清末民初外交家欧阳庚的第二子。从三岁起就在启蒙老师、晚清文学大师王国维的指导下学习甲骨文。1939年入读辅仁大学历史系，曾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在抗战初期远赴西北，参加“抗日艺术队”。1941年起任职上海东亚国文书院。上海沦陷后被日伪逮捕，蒙受牢狱之灾。日本投降后，欧阳可亮到了台湾，后应聘去往日本外务省教中文。
欧阳可亮虽身在异国，但仍以炽热之情，30年如一日致力于甲骨文研究。经他识别和解读的甲骨文共约1800字，成为海内外著名的甲骨文专家。多年来，他在日本举办个人甲骨文书法作品展34次，参加团体展35次。这些成果都收集在他于1985年出版的《欧阳可亮手书集契集》（中日文版）中。
据欧阳可亮介绍，甲骨文是1899年由中国古文学家王懿荣在殷墟发现的。那些从安阳出土的甲骨文，本已埋藏多年，断裂和残缺不可避免，当地人又习惯把挖到的甲骨刮去字符用作刀伤药和安神剂，使文物资源受到严重破坏。不少甲骨在出土后又成了私人或国外博物馆的藏品，少数心胸狭隘的学者和收藏家把个人藏品视同专利，轻易不肯示人。难怪有学者慨叹：“甲骨显世，可望补商史之不足，然而前途暗淡，常遭挫折。”
欧阳可亮年轻时从事抗日爱国活动，13次入狱（其中六次是日本人的监狱，七次是国民党的监狱），身体备受摧残，晚年更因脑出血引起右半身偏瘫，但他“甲骨还乡”之愿从未停息。1984年，他接到安阳殷墟笔会的邀请书，立刻出医院并回国出席。说也奇怪，这位患有脑出血后遗症——语言障碍的老人，到笔会后，竟能口若悬河地一讲就是半个小时，并从此消除了语言障碍，乐得他后来在辅仁大学校友会上逢人便说：“若不是有录音录像为证，还真难让人相信研究甲骨文是可以治病长寿的！”
笔会期间，欧阳可亮在《安阳日报》（1984.10.1）上发表了题为《甲骨文还乡之愿》的文章，倡议筹建安阳殷墟笔会会馆，呼吁筹划笔会基金，定期召开国际甲骨文学者会议。为了筹集建馆资金，1986年，他将节省下来的20万日元医药费汇到殷墟，并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为此事，即使作化缘和尚，吃青菜豆腐淡饭白粥也可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七旬残生，能为此多做一点贡献，于愿已足。”安阳殷墟笔会会馆建设、笔会基金、定期召开国际甲骨文学者会议等事项在他倡议并带头捐款下一一落实。他也被聘为殷墟笔会名誉会长，被日本学界誉为“甲骨文最高权威第一人者”。他还在日本百货公司举办的中国物产展览会上，设摊为顾客书写甲骨文，一天就送出200幅。他给殷墟书法展览送去的题字，就是用左手写的“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在生为国家，国强方可委。”
1989年，甲骨文出土90周年，“中国与收藏国及研究国各大学研究所国际甲骨大会”聘请欧阳可亮任殷墟笔会会馆名誉会长、中国安阳艺术专科学校名誉校长、安阳师专名誉教授等职位。
到目前为止，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共约15万片，遍布海内外13个国家和地区。欧阳可亮希望通过国际和平文化交流会议，将甲骨资料集中整理，拼凑还原，使“甲骨还乡”的宏愿得以实现。他认为，共同研究中国最早的文字及其所负载的文化，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说起甲骨文，还有一段故事。1910年，欧阳可亮之父欧阳庚奉清政府之命前往墨西哥，处理墨西哥革命时期300名华侨遇害案。处理此事期间，当地的殷福布人自称中国血统，要求清政府庇护并代为索偿。此事虽无结果，但欧阳庚从此把这事放在心里。其后他与欧阳可亮经过八十多年研究，证明殷商覆灭后，部分殷人远迁至美洲，终于解开了中国历史上的“殷人东迁”之谜，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多了。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龙凤传人》一书以20万字、300幅彩图的篇幅对这一成果作出了详尽的介绍。(www.xing528.com)
直到逝世前，这位半身偏瘫、出入靠轮椅代步的老人，每天清晨3点起床，在医院的病房里用左手练写甲骨文，边写边吟唱。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叫“享受甲骨文的乐趣”。
20世纪30年代初，欧阳可亮就读于北京育英中学初中一年级，他的同学吴元黎因多病，常请可亮上他家帮忙复习功课。吴元黎的父亲吴鼎昌是民国政府的文官长兼实业部长，见他办事认真，推荐他半工半读兼任外交部北平档案馆保管处专员，告诉他“日本人想插手档案保管处，我们国家同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的档案都存在那里，要是让日本人做了手脚可就糟了。你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把档案看管好，护送到南京去。”从1932年1月到1937年7月，欧阳可亮一直担负着这一神圣使命，秘密整理文件、打包寄往南京。
1939年，他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后来毕业于东吴大学。抗战胜利后，他到台湾大学任教，1954年应东京大学、爱知大学之邀全家到日本，作为唯一的中国人参与编纂四种不同版本的中日大辞典。身在异国他乡，他把对祖国的热爱、对故乡的眷念，投入执着地探求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之源，把全部心血倾注于甲骨文研究。他识别和解读的甲骨文达一千八百多字，更将“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在生为国家，国强方可委”刻于龟板上，铭记在心。1954年，欧阳可亮应聘到日本外务省研究所及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中文，期间还任东京拓殖大学、春秋学院教授，前后达二十多年。几任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太平正芳等都是他的学生兼朋友，他为外务省培养的熟悉了解中国文化和经济贸易的人才数以万计。中日建交后的日本驻华大使及驻上海、广州领事也都是他的学生。
他同日本前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的友谊还被传为中日友好的佳话。1956年春天，他在东京神田逛旧书摊时，看上一枚精美的柳木印章，爱不释手，便买了下来，珍藏了17年。他一直不知道这枚印章的原来主人是谁，直到他的老朋友白筑实把玩之际，认出是小川平四郎父亲生前使用的印章。于是，欧阳可亮在1973年春天，专门在东京赤坂四川饭店订了一桌酒席，请来小川平四郎大使，席间归还了印章。一周后，小川平四郎回赠一只翠绿色七宝烧大花瓶作为答谢。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完璧归赵。媒体争相报导，反映了中日友好成为当时的主流民意。
在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欧阳可亮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两国领导人交往时，田中首相、太平正芳外相致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的信件，许多要经过他的校正、修改。当时我国的领导人及有关部门领导，钱昌照、程思远、廖承志、邓朴方、李赣骝、沈求我等都曾设宴款待他，当面称赞欧阳先生为中日友好做了许多有效的具体工作。
在中日双方官方与民间的友好互动中，欧阳可亮也是竭尽所能。1972年9月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席间田中提到“天下美酒，唯有杜康”。1980年春，中国一个代表团访日时，代表团成员欧阳可强带给田中角荣杜康酒，并随酒赠了一首诗：“田中原首相，和好利家邦。献上杜康酒，周公古义长。”3月3日欧阳可强在胞兄欧阳可亮的带领下，题诗一首：“美酒古来唯杜康，河南一饮卅年香。若言生死无更改，七载做成献寿长。”用甲骨文刻在龟板上一并送上。后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明仁皇太子和中曾根康弘的老师、汉学家泽口刚雄得知此事，极感兴趣，予以吟咏录音，使这首诗很快传遍日本，成为中日友好的一段插曲。
（供稿 欧阳永达 吴竞龙 刘居上 徐一川 陈永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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