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到建安十三年（208）刘表统治时期，与黄河流域群雄混战的局面相比，荆州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从而吸引了大批北方难民迁徙至荆襄地区，其中包括不少各地的士人。从关西、兖、豫迁到荆州的才士儒生数以千计，刘表积极救助这些落难的知识分子，或延揽他们从事学术研究，或聘请他们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刘表在荆州设立的学校，从教的儒士有三百多人，在州学就学的生徒有千余人，荆州代替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而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也远远超出郡国学校的范畴，不妨看作是洛阳太学的南迁。[19]
当时负责荆州官学的官员是宋忠。宋忠，章陵（今湖北枣阳）人，著名学者，《后汉书集解·刘表传》注引《经典序录》云：“宋衷字仲子，南阳章陵人，荆州五等从事，衷与忠通。”五等从事，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作五业从事，五业即五经，五业从事主管学校和著述。宋忠在荆州筹办州学，组织儒生编写《五经章句后定》作为教材。他本人是古文经学大师，著作有《周易注》十卷、《世本》四卷、《法言注》十三卷、《太玄经》九卷。建安十三年，荆州归附曹操后，宋忠随之北迁，在北方仍聚徒教学，著名学者王肃曾从其问学。
在荆州州学教学的外地学者有綦毋闿，史称其为“耆德故老”，生平事迹不详。另如颍容，《后汉书·儒林列传》有传：“颍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建安中卒。”颍容聚徒千余人讲学的地方，当为州学。
颍川人司马徽也在州学讲经授业。《三国志·尹默传》载：“尹默……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司马德操即司马徽，宋仲子是刘表的五业从事，尹默一同受学于司马德操、宋仲子，说明二人都执教于州学。司马徽不仅精通古文经学，还精通天文术数，他曾给学生刘廙（字嗣恭）写信说：“黄旗紫盖，恒见东南，终能成天下之功者，扬州之君子乎？”[20]故刘表、刘备、刘琮都曾登门拜访，征询他对天下大势的看法。
荆州州学的课目很全面，据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载，学校“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略咸秩，百氏备矣。”[21]即除了六经外，还有音乐、天文历法、刑法、兵法等，这些课目能开齐全，是因为荆州当时聚集了各种人才。如杜夔精通音律，丝竹八音，无所不能，曾在东汉朝廷担任过雅乐郎，避难来到荆州，刘表命他和孟曜整理雅乐；邯郸淳，博学有文才，尤其精通文字学；梁鹄，著名书法家，东汉末年曾担任选部尚书。这些人当时都在荆州，受到刘表礼遇，应是在州学讲学的“洪生巨儒”。
州学的学生，主要是官员的子弟和年轻的下级官员以及外地来荆求学的青年。史载司马徽的学生有庞统、向朗、刘廙、李仁、尹默等，向朗在荆州跟从司马徽学习时，与徐庶、庞统关系亲密，而徐庶又与诸葛亮、石韬、孟建来往密切，可见这些人当时都在州学学习。
诸葛亮刚到荆州时，还只有14岁，正是入学学习的年龄。庞统、向朗、刘廙是荆楚大族子弟，诸葛亮、徐庶、石韬、孟建、尹默、李仁等则是外地流徙到襄阳的青年才俊。庞统是襄阳人，伯父庞德公是襄阳名士，刘表曾亲自延请其出来做官被拒，庞统后为南郡功曹，此职多为当地大族子弟担任。向朗是宜城人（今属湖北），家族子弟众多，后随刘备入蜀多任高官。向朗晚年潜心学问，成为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刘廙是南阳安众（今河南邓州东）人，其兄望之被刘表辟为从事，这一般也是当地大族子弟担任的职务。诸葛亮、徐庶、石韬、孟建前面已谈到，尹默、李仁都来自梓潼涪县（今四川绵阳东），后又都返回益州，尹默先后为益州劝学从事，蜀汉国太中大夫，李仁子
继其父业，在州讲论五经，官至中散大夫。从州学的师资力量到其毕业生的活跃，不难想象荆州州学当日的辉煌。
刘表时期荆州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标志的还有当时编撰而成的经学教材《五经章句后定》。《全三国文》卷五十六《刘镇南碑》载：“深愍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铲浮辞，芟除烦重。赞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机者多。”汉代经学的传统是死守章句之学，作烦琐的考证，因而一直遭到后人的诟病。也有人在尝试简化，但只是个别学者对某一经而作，至刘表才开始集合众多学者之力，对《易》《尚书》《诗》《礼》《春秋》五经一起进行删繁就简的工作，为学校提供一套简明实用的教本，使生徒能够在短时间内通晓经义。唐初修五经正义，正是仿效此种做法。
正由于《五经章句后定》是集合各家学者所完成的著作，因此，它也打破了门户之见，广泛地吸纳了各种学术流派的成果。两汉以来，经学中一直存在今古文之争，但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今文学派，列入学官的只有今文经的流派。虽然东汉以来古文经传习日益流行，古文经学家也多次建议将古文经学列入学官，但均未实现。而据学者研究，这次收入《五经章句后定》中的《周易章句》，所依据的就是古文费氏易，这是第一次将古文经学列入了官方教材，对中国经学史乃至学术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经章句后定》收入古文经学不是偶然的，东汉时期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马融曾任南郡太守，他“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22]，讲学时，坐高堂，施绛纱帐，前生徒，后女乐。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城西南处，有一高土台，名绛帐台，相传为马融讲学处。马融之后，荆州即流行古文经学。《后汉书·儒林传》载南阳章陵人谢该，即是东汉末年的古文经学家，尤其擅长《春秋左氏传》，在乡里教学有“门徒数百千人”。刘表荆州五业从事宋忠与谢该为同乡，虽不清楚二人有无师承关系，但宋忠也是一位著名的古文经学家，《五经章句后定》就是由他具体组织编写的。
荆州州学教官司马徽也是古文经学家，益州人尹默、李仁就是因益州只流行今文经学，特意来到荆州从司马徽、宋忠学习古文经学。二人后来回到家乡，将古文经学传播到益州。尹默经史兼通，尤其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的《条例》到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服虔的注说，能够大致诵述，不用照本宣科。尹默后来任益州劝学从事，正是主管地方教育，刘备建立蜀汉国后，以尹默为太子仆，专门为太子刘禅讲授古文《左传》。李仁的儿子李
尽传其学，著作有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等。唐长孺认为，宋忠专长的是《周易》以及与易经相通的《太玄》，李
著作中也有这两种，想必出自宋忠。尹默专精《左氏春秋》，则可能是受颍容一派的影响。颍容被杜预称作左传学的名家，一直到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时，还作为参考资料。
而杜预之精于《左传》，则也与荆州学派有关。据《后汉书·谢该传》载：“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乐详后还河东，太守杜畿任命他为文学祭酒，曹魏初年，他到洛阳任博士。后杜畿之子杜恕蒙冤被迁谪，死后，乐详为其讼冤，朝廷授杜恕子预为丰乐亭侯，可见乐详与杜家关系很深。杜预自称有“左传癖”，可能与年轻时曾受乐详的影响有关。乐详的学术渊源又与谢该相连，谢该是荆州学派的名家，则杜预的左传之学当然也离不开荆州学派的影响。
宋忠是荆州学派影响最大的人物，他的著作在长江下游的吴会地区和北方的中原地区都有流传。早在刘表执掌荆州时，即与孙权互有使节往来，宋忠将他的著作《太玄解诂》送给孙吴大臣张昭，东吴学者陆绩、虞翻看到了宋忠著作后，激起研习《太玄经》的兴趣，也相继为《太玄经》作注。宋忠的《周易注》和《太玄经注》摒弃了象数占验的易学传统，而注重文字的阐释和文意的理解，开辟了易学的新道路，荆州学派质朴清新的学术风气对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曹操平定荆州后，宋忠随之迁到北方，仍然开门授徒。著名学者王肃就曾从宋忠学习，并在宋忠的影响下重新为《太玄》作注。王肃为《尚书》《诗》 《论语》《三礼》《左氏》所作的注解以及为其父亲王朗所整理的《易传》，后来都列于学官，在魏晋时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流派，其中不少学说就受到荆州学派的影响。
东汉末年的社会大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董卓之乱时，洛阳官府藏书全部毁于战火，长期绵延不绝的战乱，使民间藏书也毁灭殆尽。蔡邕是东汉末年的大藏书家，曾藏书近万卷，而至兵火之后，无有存者。刘表留心于文教事业，致力于图书的搜集。当时逃难到荆州的人士携带了不少图书，如蔡邕曾送王粲数车书，王粲一直随身携带，后来被称为曹魏儒宗的隗禧也是担着经书逃到荆州。刘表广泛地访求图书，派人重新抄写，将新抄本送还回去，而将旧版本留下来，从而保存了大量的图书典籍，史载“于是古典坟籍，充满州闾”。荆州官府藏书无疑成为当时全国最多的地方，东吴学者陆绩年轻时遍寻《太玄经》不获，后来还是由刘表使臣带到东吴后才得以转录。曹操平定荆州后，这些图书又有许多运到北方，有些或成为国家图书馆藏书，而私人藏书，也得以保存流传，如王粲死后，他的图书由族子王业所收藏。在战乱年代，荆州官私藏书的充实不仅为荆州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当时乃至后来我国学术文化的传播。
【注释】
[1]《后汉书》卷八十下《文苑列传·祢衡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52页。
[2]《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18页。
[3]《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62页。
[4]《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傅子》，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5页。(www.xing528.com)
[5]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卷一人物，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与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05页。
[6]《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13页。
[7]《三国志》卷十五《温恢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9页。
[8]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卷一人物，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与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05～506页。
[9]以下三个表格据牟发松《湖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308页。原表指沔中地区，即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中游地区。
[10]《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12～913页。
[11]《资治通鉴》卷六十五献帝建安十三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089～2090页。
[12]《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61～1262页。
[13]《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62、1262、1263页。
[14]《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62、1262、1263页。
[15]《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62页。
[16]《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62、1262、1263页。
[17]《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注引《吴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47页。
[18]《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46页。
[19]唐长孺：《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载《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日本玄文社1989年版，第138～139页。以下论述也多吸收唐文成果。
[20]《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江南东道二昇州条”引《司马德操与刘嗣恭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四库全书本。
[21]《艺文类聚》卷三十八《礼部上·学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93页。
[22]《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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