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观：中医药文化的外在特征

（一）行为特征文化

中医学的行为特征文化是指在临床诊治、医患关系、学术传承等活动中体现的行为规范、规章制度。它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征和学科特色，也是医学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的折射。

在中医学中，医生的道德受到格外的重视，甚至被列为行医的首要条件。清代医家吴鞠通说：“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足以败，断无可成。”历代诸多医家都在其著作中开辟专篇对医德予以探讨。出于医生自身的职业特点，中医学有其特定的道德行为规范。

首先为医者要有仁爱之心。“医乃仁术”是中医学的基本命题。历代医家皆以“医乃仁术”为行医宗旨和医德的基本要求。“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明·王绍隆《医灯续焰》）。“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晋·梁·阳泉《物理论·论医》），而仁爱之心本就源于“恻隐之心”。医者的仁爱之心是指对病人的同情心，是看见患者受病痛之苦，竭尽全力去爱护、救治，使之免于困厄的深厚情感。医生有仁爱之心，才能博施济众，对所有患者都用心皆一，施药无二；医生有仁爱之心，才能不辞劳苦，救病人之急。史料记载，元代名医朱丹溪“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救途，亦不为止，虽百里之远弗惮也”。

清正廉洁，不图酬报，是医生仁心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古代医家看来，“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强调医生不可把行医当作逐利的手段。古代很多医家都有施医舍药、济世活人的优良传统。

其次，精通医理是医生的一个基本条件。治病救人靠的是医生掌握的坚实的医学理论、精湛的医疗技术。因“医为人之司命，不精则杀人”（喻昌《医门法律·卷一》）。如学不精通，反而害人。孙思邈在“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两文中论述了一个医生所应具备的知识素养。《内经》反复告诫，学医者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古今中外有所造诣的医学家多为渊博通达之士，正所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

医家把“诚”运用到医学伦理中来，以此作为衡量医生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尺。诚，指真实可信，不虚伪。医生之诚，一是表现在做学问上，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的学识有限，不可能包治百病。这不仅关系到医生个人的声誉问题，还是衡量他对患者是否负责、对同道是否尊重的根本道德问题，对于今天净化学术环境也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对患者要坦诚，诊治疾病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病情要据实以告，不能大病化小，也不能小病言大。三是同道之间要互相尊重和信任，应“戒毁同道”。见贤思齐，虚心求教，这是医家必备的品格。

中医强调“内省”的修养方法。医家须“省察克制”，方能达到较高的思想境界。医家的内省，带有职业色彩。如对行医过程反省，是否有仁爱之心，诊病是否准确，治疗是否恰当等。通过反省，找出问题，带着问题行医，“吾日三省吾身”是每天必做的功课。

古代对医者的自律要求是很高的，其原因有二：一是古代以个体行医为主，且医疗、配药、护理集于一身，这种职业活动基本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完成整个诊疗过程的；其次，医生职业的技术性较强，一般人缺乏有关专业知识，对医生的行为是否得当、医术高低、诊治正确与否难以判断，就要靠医生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的自觉性，医生本人自尊、自重，才能不管客观境遇如何，都恪守其应尽的职责。

（二）物质形象文化

浩如烟海的中医文献古籍、仁心仁术的医者大家，以及在治疗疾病时所使用的药物及工具、场所，构筑了中医药文化中绚丽多彩的物质形象文化。

1.名医

中医在中国流传千年，其中诞生出不少世人称赞的名医，这些明医为我国传统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医“医祖”扁鹊（公元前407—公元前310年），姓秦，名缓，字越人，尊称扁鹊，号卢医。由于他的医术高超，被视为“神医”，所以当时人们借用了上古神话的黄帝时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扁鹊创造了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他提出了相应的脉诊理论，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据《汉书·艺文志》载，扁鹊有著作《内经》和《外经》，但均已失佚。

中医“医圣”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名机，字仲景，汉族，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南阳邓州市和镇平县一带）人，中国东汉伟大的医学家、世界医史伟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他被后世尊为“医圣”，甚至有庙供奉香火。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医学思想体系，对于推动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

外科“鼻祖”华佗（约公元145—208年），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字元化，汉族，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华佗与董奉、张仲景（张机）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在外游学，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外科尤为擅长，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他曾发明“麻沸散”，使病人麻醉后施行剖腹手术，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被后世尊为“外科鼻祖”。他在医疗体育方面也有重要贡献，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等禽兽的动态创作“五禽戏”，教导人们强身健体，舒展筋骨，畅通经脉，可以使手足灵活，血脉通畅，还能防病祛病。

中医“药王”孙思邈（约公元581—682年），汉族，唐代京兆华原（现陕西耀县）人，是著名的医师与道士，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被后人誉为“药王”。一生致力于医药研究工作，著有《千金方》，创立脏病、腑病分类系统，在医学上有较大贡献。《千金方》包含《千金药方》和《千金翼方》，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很深远。他对古典医学有深刻的研究，边行医，边采集中药，边临床试验，他是继张仲景之后中国第一个全面系统研究中医药的先驱者，为祖国的中医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身体力行，一心赴救，不慕名利，用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医德思想，是我国医德思想的创始人，被西方称为“医学论之父”，是中国古代当之无愧的著名科学家和思想家。药王孙思邈对我国医药学贡献了很多个第一：医学巨著《千金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被国外学者推崇为“人类之至宝”；第一个完整论述医德的人；第一个倡导建立妇科、儿科的人；第一个麻风病专家；第一个提出复方治病；第一个发明导尿术等。

2.典籍(www.xing528.com)

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见证中医发展历史、凝聚历代名医名家智慧、记录中医学知识和临证经验的数量众多的中医古籍文献，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和物质资源。中医经典相传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主要医学著作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等。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完善了中医的辩证理论，著有《伤寒论》等医书。张仲景采用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在《伤寒论》中归结为“八纲辩证”和“六经辨证”。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经验，出版了《大医精诚》《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三书，后世尊称为“药王”。北宋著名儿科专家钱乙，著有《小儿药证直诀》，被后世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明朝著名医学家李时珍著医学巨著《本草纲目》。此外，还有王叔和的《脉经》、皇普谧的《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王焘的《外台秘要》，以及宋代校正医书局所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金元四大家”等的医学思想等。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形式体裁多样是中医古籍文献的特色，这些古籍不仅记录了中医学数千年来传承发展的智慧，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1991年编辑出版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所收录的中医古籍有12124种。众多的古籍记录下了数千年积累起来的中医学术理论和临床经验，成为中医学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的主要载体。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相传起源于轩辕黄帝，代代口耳相传，后又经医家、医学理论家联合增补发展创作，于春秋战国时期集结成书。在以黄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等，实乃中医药学之纲目。《黄帝内经》基本精神及主要内容包括：整体观念、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预防养生和运气学说等。“整体观念”强调人体本身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同时人体结构和各个部分都是彼此联系的。“阴阳五行”是用来说明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藏象经络”是以研究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病因病机”阐述了各种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后是否发病以及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内在机理。“诊法治则”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预防养生”系统地阐述了中医的养生学说，是养生防病经验的重要总结。“运气学说”研究自然界气候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指导人们趋利避害。《内经》全面论述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与学术思想，构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医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历代名医大家的医学成就和学术思想，无一不是汲取《内经》的知识，在《内经》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黄帝内经》所揭示的生命活动规律及其思维方式，对当代以及未来生命科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因此，历代医家非常重视《内经》，尊之为“医家之宗”，是历代学习中医学的必读之书。

《本草纲目》由李时珍耗时27年编撰而成，全书52卷计190多万字，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发现新药374种，收集医方11096个，附药图2卷1109幅图，是中国古代汉族传统医药学的集大成者。《本草纲目》的卓越贡献或特点在于：其一在药物分类上改变了原有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采取了“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科学分类，这是一个创造性的伟大科学发明。其二涉及面广，不仅涉及医学，还有药物学、生物学、矿物学、化学、环境与生物、遗传与变异等诸多科学领域，不仅是对医药学的一次全面总结，还在医药学之外有较为深入的造诣，如在训诂、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植物、动物、矿物、冶金等方面也有突出成就，堪称一部伟大的博物学著作。其三是《本草纲目》中的科学发展水平，在当时来说有很多走在世界前列的科学发现，如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就引用了《本草纲目》中关于鸡的七个品种和金鱼家养化的资料。就新药发现来说，《本草纲目》比前人的相关本草著作多出374种新药，这是一项在当今看来都了不起的成就。

（二）中药

中药是以中国传统医药理论为指导采集、炮制、制剂，说明作用机理，指导临床应用的药物。中药主要来源于天然药及其加工品，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及部分化学、生物制品类药物。由于中药以植物药居多，故有“诸药以草为本”的说法。现得知最早本草著作称为《神农本草经》，著者不详，根据其中记载的地名，可能是东汉医家修订前人著作而成。先秦典籍《诗经》以及《山海经》为后人们记载了数百种中草药名称，并且细致地描述了每种药物的出产地、采集方法、性状、食用季节以及所适病症用途。《神农本草经》记载药物达365种，细说了这些药物的产地、功效、主治等，并将其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主养命，以应天”，中品“主养性，以应人”，下品“主治病，以应地”。所谓养命、养性都是为了突出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体现中药治本为主的特点。药以四气五味说明功效，治疗疾病。还有君臣佐使，让药物组成方剂并配置成各种不同制剂。“君臣佐使”是中医的组方原则。这种组方原则最早见于《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药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元代李杲在《脾胃论》中再次申明：“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以御邪除病矣。”如汤、丸、丹、膏、散、酒、露、栓、熨等，“汤者荡也”丸者缓也”，体现了不同的制型有着不同的用途，通用于不同疾病。如麻沸散、六味地黄丸、六神丸、牛黄安宫丸等，因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而成为经典名药。

中药也可以用作食物疗法。药膳可分为食疗中药和食疗药膳两大类。一是食疗中药。食疗中药是指具有防治疾病或保健康复作用的饮食物，又称为“食用中药”“食疗本草”或“食物中药”等。这类食疗中药包括谷物、水果、蔬菜、调料、禽兽、水产等类。二是食疗药膳。药膳是由具有治疗作用的药物、食物和调料配制而成的膳食。总体说来，药膳既可单独由食用中药加工制成，又可以中药材和食品为原料，按照一定的组方，加工、烹调而成。

中药要进行加工炮制，为加工药物而制作的药碾、药杵、小秤等，贮藏药物的药罐、药盒，与数量、种类众多的中药一起构成了中医器物文化。

（三）针灸器具

中医针灸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针法和灸法的合称。人们利用金属针具或艾炷、艾卷，在人体特定的部位进针施灸，用以治疗疾病，解除病痛，并由此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人体经络腧穴理论，在形成、应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与地域特征。针法是把毫针刺入患者身体某一穴位，运用捻转与提插等针刺手法来治疗疾病；灸法是把燃烧着的艾绒按一定穴位熏灼皮肤，利用热的刺激来治疗疾病。针灸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与地域特征，是基于中国医学和科学传统产生的宝贵遗产。针灸器具是指针灸疗法所用到的器具，这里只谈针具。

针刺疗法是中医学中的一朵奇葩，它的临床应用已有漫长的历史、独特的疗效，从而形成经络，腧穴、刺法等系统理论体系。针刺所用的针具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相传伏羲制九针。最早的针具是砭石，为刺痈排脓、出血治疗疾病的尖锐石器。而后为骨针、竹针，至青铜器时代有了金属针具，汉代刘胜墓出土的文物中还有金针和银针。针具的种类很多，古代使用九针，即《黄帝内经》中《灵枢·九针十二原》及《九针论》所载的镵针、圆针、鍉针、锋针、铍针、圆利针、毫针、长针、大针九种不同形状和用途的针具，有些至今仍在使用。

（四）针灸铜人

针灸铜人又称“铜神”，是我国医学史上最珍贵的遗产之一。针灸铜人是宋代医学教学模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在尚药奉御官、针灸专家王惟一主持下制作完成。在此铜人身上，准确地刻画出14条经脉的定位和在这些经脉线上的354个穴位。其高度与正常成年人相近，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同时以黄蜡封涂铜人外表的孔穴，其内注水。如取穴准确，针入而水流出；取穴不准，针不能刺入。明代针灸铜人是明英宗诏命仿北宋铜人重新铸造。铜人的身体里有木雕的五脏六腑和骨骼。由于工匠们将铜人体内的脏腑器官雕刻得栩栩如生，铜人不仅可用于针灸教学，还可用于解剖教学。这比西方的解剖医学早了近800年。2017年1月18日，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卫生组织赠送了针灸铜人雕塑。

（五）药店

中医史上第一家官办的药店诞生于宋神宗照宁九年（公元1076年）的开封，称为“太医局熟药所”，也叫“买药所”。熟药所是政府开办的售药机构，实际上是一个官药局。它从药材的收购、检验、管理到监督过程中成药的制作，都有专人负责。明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药商品生产随之兴起。民间商人开设药铺制售“熟药”，山西广盛号药店是最早的一家民间药店，创建于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其名牌产品之一为龟龄集。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说的是清代两个久负盛名的老字号中药店。北京同仁堂，为清太医院吏目高级医官乐显扬于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所建。在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同仁堂人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传统古训，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确保同仁堂金字招牌的长盛不衰。胡庆余堂始创于清代同治年间，为“红顶商人”胡雪岩开设。胡庆余堂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国药字号，也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徽派商业古建筑群。当时作坊式的传统制药工场、生产工序以及炮制方法如漂、淘、洗、制、炼等都延续下来了，这些手艺、工具都是极好的遗产，药号里面的柜台、器物，如被称为“中药第一国宝”的金铲银锅、抽屉、匾额、康有为先生的对联、胡雪岩的“成欺”等都保留完好，体现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中药文化。

（六）招幌

古代行医或药店都有代表自己身份行业的标志，即“招牌”与“幌子”，合称“招幌”。历代店堂、药铺以及走方医招幌各异。如“悬壶”是行医的招幌标志，《后汉书·费长房传》曾记载悬壶为招幌的事：“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葫芦一般作为行医的招牌，但也有药铺悬挂药葫芦以示卖药，还有以悬挂名贵药材为模型招幌的。宋代以后开始有字牌幌和画牌幌，字牌幌悬于门首檐下，如写有“调元气”“养太和”“参茸饮片”“虎鹿药酒”等介绍名贵药材的招牌。在清代和民国年间，药店堂铺用得最多的还是膏药模型招幌和丸药模型招幌。这些招幌常蕴含着某个典故或寓意，成为医药行业的标志，起到了现代广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