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思想上倡导融道、儒、佛三教于一炉的所谓“理学”,又出现“新学”哲学流派。他们既有争论,又互有渗透,互有吸收和发扬,这对医疗保健有一定影响。在医药卫生保健方面,改进医事管理,发展医药教育,促进医药保健的发展。此外,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医疗保健取得成就提供了有利条件。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和发展,对医学的著述和传播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古代的养生学说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并且有了进一步发展。金元时期,许多著名的养生家和医家,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见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养生方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充实和完善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的稳定、科技的 发展,中医药学出现繁荣的局面。这个时期,政府重视中医教育,设立“太医局”,培养中医人才。学生所学课程内容包括《内经》《难经》《伤寒论》等。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两具铜人,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校正出版历代重要医籍提供了重要支持。1057年,宋政府设置校正医书局,集中了一批著名医家,对历代重要医籍有计划地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使许多濒临亡佚的重要医籍得以保存刊行,并流传至今,为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宋代在中医药各科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先后有陈自明的《妇人良方大全》、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宋慈的《洗冤录》,以及官修药典《开宝本草》《嘉佑本草》《本草图经》等。
金元时代,由于连年战祸,疫病增多,医疗手段迫切需要更新,所以出现了许多具有争鸣和创新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一是“寒凉派”,代表人物是多用寒凉药物的刘完素;二是“攻下派”,代表人物时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的张从正;三是“补土派”,代表人物时重在温补脾胃的李东垣;四是“养阴派”,代表人物时以养阴降火为主的朱震亨。而中药的“气化说”“归经说”“升降沉浮说”等理论,经各医学家阐发,也得以体系化。
(一)养生保健方法的日臻完备
宋元时期,养生理论和养生方法也日益丰富、发展。北宋末年,官方出版的《圣济总录》共二百卷,二百多万字,包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及养生、杂治等分66门,内容十分丰富。该书前数卷大量论述了当时流行的“运气”学说,而且对养生保健的一些方法做了相当详尽的介绍。可见,当时十分肯定这些方法的效果,并倡导使用这些保健方法。宋代宫廷编著的方剂专书《太平圣惠方》,不仅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书,而且载有许多摄生保健的内容,尤其注意药物与食物相结合的方法,如记述了各种药粥、药酒等。这些方法符合医疗保健的需要,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宋元时期,全面整理了前代本草文献,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同时期世界药物学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元医家和养生家根据阴阳五行等理论对于药物的性味功用等多有发现,使其既适用于疾病辨治,又有利于防病保健。例如,寇宗编撰的《本草衍义》中,根据体质和疾病选择相应性味的药物,指出只有明了药性,有的放矢,方可达到治病保健的目的。此外,张元素的《珍珠囊》、李杲的《用药法象》、朱震亨的《本草衍义补遗》等,对此多有发挥,更为实用。针灸学在宋元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闻名国内外的“针灸铜人”以及新的针灸专著,如《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灸资生经》《十四经发挥》等。同时,又出现了子午流注针法,主张依据不同时间选择不同穴位,达到治疗保健的目的。宋代整理的《正统道藏》及其辑要本《云笈七签》,虽属道家书籍,但书中记述很多导引、气功、按摩等有关方法,对于防病保健具有重要的启示。
(二)重视经典理论与提倡运气学说
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北宋可以说是对医学发展最显著的朝代,多位在朝皇帝对医学非常感兴趣,带头整理和搜集医书,设立校正医书局,校正历史上主要的医学经典著作,以政府力量组织编写大型方书和药书一一《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并利用当时发达的活字印刷术进行刊行,这些都为医学的传播带来极大的便利。医学教育确立了以《黄帝内经·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等为主的教科书,《伤寒论》的校注和传播也使该书地位日益提高。
宋金元时期运气学说盛行。首先是校正医书局校正和颁布的王冰补注本《黄帝内经素问》,其中“走篇大论”占《素问》三分之一,该书成为医学经典是习医者的必读书目,且为医学生考试中的六口谋之一,也为运气学说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刘温舒的《素问入式运气论奥》讲解运气学说的基本概念并绘运气图说明,是为修习运气学说的参考。北宋后期,皇帝赵倍非常推崇运气学说,他颁布“天运政治”,根据运气学说编制各年度的司天、中运、在泉之气和一年中各步主客运气及其交司时刻,各步气候、物候和病候特点,以及养生防病和治病的饮食药物性味所宜的历法,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三)老年医学的充实和发展
在唐代孙思邈重视老年保健的基础上,宋元医家、养生家寻求新的老年保健方法,全面认识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丰富老年人的治疗保健原则和方法,促进了老年医学的发展。宋代陈直撰《养老奉亲书》,元代邹铉在此书的基础上继增三卷,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内容颇为详尽,是老年医学专书。金元时期学术争鸣,对老年保健的理论和方法的认识更趋完善。
1.强调精神摄养
根据老年人的精神情志特点,陈直指出:“凡丧藏凶祸不可令吊,疾病危困不可令惊,悲哀忧愁不可令人预报……暗昧之事不可令孤。凶祸远报不可令知,轻薄婢使不可令亲。”说明保持老年人情绪稳定、维持心理健康是非常必要的。邹铉还指出了心病心医的情志保健原则。《寿亲养老新书》中载有一首诗:“自身有病自身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境静时身亦静,心生还是病生时。”说明只有进行心理保健,才可杜绝情志疾病。(www.xing528.com)
2.主张饮食调养
对于老年人,合理调节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年之人,真气耗竭,五脏衰弱,全仰饮食,以资气血;若生冷不节,饥饱失宜,调停无度,动则疾患”。因此,提出“老人之食,大抵宜温热、熟软、忌其粗硬生冷”,及“善治病者,不如善慎疾;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寿亲养老新书》)的主张,这是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的。朱丹溪对于老年人的饮食提出“尤当谨节”“茹淡”,强调节制饮食,又要避免摄入燥热厚腻之物,以保养精气。忽思慧的《饮膳正要》、贾铭的《饮食须知》等,进一步丰富了饮食调养的内容。
3.提倡顺时奉养
《内经》提出四时养生法则,到宋元时期不仅尊崇其说,而且增广其法,从而丰富了顺时养老的内容。对于老年人,顺应四时的阴阳消长来保养身体,更为重要。故陈直指出,老年人要“依四时摄养之方,顺五行休王之气,恭怡奉亲,慎无懈怠”(《寿亲养老新书》)。朱丹溪亦指出:“善摄养者……各自珍摄,以保天和。”(《格致余论》)故养老大法,必然要依据天和的性质,顺四时变化而摄养,才能老当益壮。此外,邱处机著的《摄生消息论》亦从不同角度对四时的精神调养、起居调摄、饮食保健等,进行阐发和发挥。
4.重视起居护养
老年之人,体力衰弱,动作多有不便,故对其起居作息,行动坐卧,都须合理安排,“竭力将护,以免非横之虞”(《寿亲养老新书》)。护养方法是:“凡行住坐卧,宴处起居,皆须巧立制度”。例如,老年之居室宜洁雅,夏则虚敝,冬则温密。床榻不宜太高,应坐可垂足履地,起卧方便。被褥务在松软,枕头宜低长,可用药枕保健。衣服不可宽长,宜全体贴身,以利气血流畅。药物调治,汗、吐、下等攻伐之剂,切宜详审,防止不良后果。总之,要处处为老人提供便利条件,细心护养。
5.注意药物扶持
老年人气色已衰,精神减耗,所以不能像对待年轻人那样,施用峻猛方药,欲速则不达,会危及生命。《寿亲养老新书》提出,老年人医药调治应采取“扶持”之法,即用温平、顺气、补虚和中、促进食欲之方来调治,切不可竣补猛泻,这些原则是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的。
(四)食养方法的丰富
在宋元时期,对食养理论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蒲虔贾根据五味入五脏,五脏分别旺于四时以及五行生克理论,提出了四时的饮食五味要求:“四时无多食所旺并所制之味,皆能伤所旺之胜也。宜食相生之味助其旺气。”认为“旺盛不伤,旺气增益,饮食合度、寒温得益,则诸疾不生,遐龄自永矣”(《保生要录·饮食门》),这在食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意义。陈直对先秦时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的原则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在具体运用上明确提出“当春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酸增甘,以养脾气”“当夏之时,宜减苦增辛以养肺气”“当秋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辛增酸,以养肝气”“当冬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咸而增苦以养心气”(《寿亲养老新书·卷一》)等观点。这种饮食原则的好处在于既不使当旺之脏器过于亢盛,又不使所克之辨气有所伤代。刘完素提出以臊焦香腥腐五气助所克之气。他说:“是以圣人春木旺以膏香助脾;夏火旺以膏腥助肺;金用事,膳膏臊以助肝;水用事,膳膏膻以助心;所谓因其不胜而助之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摄生论》)这与陈直以五味平调五脏之气的见解相得益彰。
随着对营养保健理论认识的深化,食养和食疗方法更加丰富多彩。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所撰《饮膳正要》一书,是一部古代营养学专著。它从健康人的实际饮食需要出发,以正常人膳食标准为基础,制定了一套饮食卫生法则。书中还具体阐发了饮食卫生、营养疗法乃至食物中毒的防治等。附录版画20余幅,图文并茂,为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饮食卫生和食疗专书,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古代食谱。另外,李东垣、朱丹溪等对饮食保健的有关原则和诸般宜忌也有很多精辟论述,是他们身体力行的经验总结,更加丰富了食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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