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与诸子文化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概观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源头。古代民众防病治病的实践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儒、释、道，儒、释、道三家与中医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道家文化与中医学养生理论

道家理念和中医学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组成部分。道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有黄帝、老子、庄子，他们的理论被后人称为“黄老之学”。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养生理论，是借由《老子》《庄子》《内经》建构起来的。道家理念和中医学都对自然界的事物进行了高度概括，都诞生在有东方文化气息的土壤——中国，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沉淀和积累的瑰宝。道家理念和中医学对人类的健康长寿有着深入的研究，长生不老是修道者得道成仙的目标，中医提倡的是“治未病”和保持身体健康思想存在交集，所以道家理念是中医思想的一部分。道家理念和中医学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它们都以“气论”“道论”“太极阴阳”等哲学思想为基础。

在古代，许多中医学者都受过道家文化的熏陶，有些修道者还是有名的中医。清代医家沈金鳌说：“医道通仙道。”“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老子·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意为人以地为法，地以天为法，天以道为法，道则唯以自己本然为法。“自然”，就是指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消亡，这个过程皆遵循固有的法则。所谓“道法自然”即说道的本质是自然而然的。老子认为人、地、天、道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道”的运动方式是自然而然，有其固有的规律，人、地、天要顺应自然的法则，符合“道”的规律。《老子·二十三章》中“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说的就是狂风骤雨的来去匆匆是天地自然的表现。“天之道， 利而不害”《老子·八十一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老子·七十三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七十七章》，都说明了天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质，排除上帝鬼神的作用，代表了老子宇宙本体论的思想。人是自然造化的万物之一，故人的行为规范应顺乎自然，人道应符合天道自然的规律。因此，在对待人的生命产生和消亡的态度上，老子反对自益其生，提倡“抱一勿失”，顺其自然。《老子·七章》中说到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不自生”是指不要人为地用过度的方法促进自己生长。若自益其生，便是一种灾祸。事物过早过快地壮大就会提前衰败，人为地促进生长发育就会早衰，早衰必会导致生命提前结束，这是不符合天道自然发展原则的。

基于此，老子反对“生生之厚”，从顺其自然的养生原则出发，提出“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老子·五十章》。“生生之厚”在今天来看可以认为是过于追求物质享受而违背自然规律的表现。老子还认为，养生的关键是“抱一”：“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这段话强调保守精气的重要性。庄子亦有同样论述，认为人应与天同乐，一切起居行为要随顺，不要让得失祸福扰乱自心，保持人性质朴自然，如此才有利于身心健康。

《内经》受老子思想的影响，认为养生之道在于顺乎自然，顺应天地之道。《内经》提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详细介绍了春季养生、夏季养长、秋季养收、冬学养藏的四时摄生修养的具体方法，以顺应自然变化节律，调节人的精神、起周、饮食、运动等，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命最佳本然状态。保持人性本然“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恢复人之本性自然的思想被引入中医养生理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要求人们在精神上“清心寡欲”，以心情恬静为快乐，追求无欲无求的精神境界，如此才能健康长寿，与天地同存。受老子思想影响，《内经》倡导人的一切行为当顺乎自然，饮食起居劳作要有规律，保持乐观向上、知足常乐的心态，以达到形神兼养的养生方法。“道法自然”包含老子对社会、生活、生命的体认。中医学养生理论中，无论是顺应四时寒暑的“早卧晚起，必待日光”或“夜卧早起，广步干庭”，还是精神上“恬淡虚无”怡情养性，情志上“莫优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惧”，抑或《备急千金要方·养性》中关于饮食的“莫强食，莫强酒”“谨和五味”，避免“以欲竭其精”等，从根本上讲都是“法自然”，都吸收老子对社会、生活、生命的体认而形成的哲学思想。

（二）儒家文化与中医学平衡思想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庸之道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是一种真正的无太过无不及的状态。“中”又与“和”有密切关系，东汉大儒郑玄将“中庸”解释为：“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一词的含义是指按“中”的标准去做就会达到“和谐”，“和谐”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因此也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状态。中庸思想为孔子建立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方法论，其自身所体现的又是一种清醒的、现实的理性精神或态度。中庸之道对《内经》理论的构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内经》理论体系的阴阳学说便充满了“中庸”“中和”思想。

1.“执两用中”的矛盾和谐观与中医学“阴平阳秘”

中庸之道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礼记·中南》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执两用中以致“中和”，强调客观自然中充满差异和矛盾，一旦双方变化超过一定限度，就会破坏统一体的相对平衡，打破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出现异常。采取“和”的方法，可防止斗争激化和矛盾转化，使对立双方达到一种动态平衡。《论语》曰：“礼之用，和为责”。儒家以“和”为处理社会矛盾的最高政治伦理准则，这对中医学有深远的影响。和则为平，中医学以“阴平阳秘”为人体生命活动的理想状态，它标志着人体健康。《内经》说：“阴阳……命日平人。”“平人者不病。”（《素问·调经论》）“平人”就是健康人。所谓“匀平”中的“平”，相当于儒学“中和”的“和”。金元医家刘完素说，阴阳以平为和。阴阳的均平或调和，是以阴阳双方各自恪守职责即得其中或中节（正常）为前提的，如阴主藏精、阳主卫外，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为用。从人体的生理过程看，“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物质居于体内，功能表现于外，在内的阴是产生功能的物质基础，在外的阳是内在物质运动的表现，处于彼此发而中节与相互配合的状态。如“血和则经脉流行”“卫气和则分肉解利”“志意和则精神专直”“寒温和则六腑化谷”。只有脏腑、气血、精神等的功能都调和，才能做到“人之常平”，即维持健康状态。

失和为病。一旦阴阳平衡状态破坏，就意味着人体要生病。“阴盛则阳病，阳胜则阴病”是阴阳太过，“阳虚生外寒，阴虚生内热”是阴阳不及。举凡血、气、形、志有余或不足都可能致病。“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气有余则咳喘上气，不足则息利少气”“形有余则腹胀，泾溲不利，不足则四肢不用”“志有余则腹胀、飧泄，不足则厥”（《素问·调经论》）。血气形态的有余或不足，是五脏功能的（虚实）太过或不及所致。总之，任何疾病，都可以用阴阳的失衡、脏腑气血失和来解释，所谓“阴阳乖戾，疾病乃起”。

治病贵和。治疗疾病，以和调阴阳为要。尽管疾病的病种繁多，病理复杂，疗法各异，但都遵循一个总的原则：“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这正是对儒学“执两用中”观念的运用，同时也体现了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中矛盾同一性对事物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作用。

2.“过犹不及”与中医学的“生病起于过用”

“过犹不及”是儒家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中庸思想反对“过犹不及”的背离“度”，而恪守发而中节”的原则，避免偏执，追求平和。守中庸就要寻找和确定适度的标准，并在动态中把握它。中医学认为，人体保持内外环境的平衡协调是健康的保证，这种平衡协调就是维持健康的“度”。若出现太过或不及则会破坏平衡协调，机体就会发生疾病。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有病因，而六气、七情、饮食、劳逸等皆因太过或不及，偏离了“度”而成为致病因素。如自然界六气太过或不及为六淫。七情过激致病，“暴怒伤阴，暴喜伤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饮食不节为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此为不及《灵枢·五味》；“饮食自信，肠胃乃伤”，为太过。劳逸失度，“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素问·官明五气期》），中医学称之为“五劳所伤”，所以说“生病起于过用”《素问·经脉别论》。治疗疾病的要旨就是调整太过或不及，使之恢复平衡。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这是基本治疗原则。但补和泻药适度，“以平为期”。如针刺治疗，把握进针深浅，“过之则内伤，不及则生外壅”；药物治疗，攻邪无太过，补益无有余。若治疗过度，非但不能去病，反而招致新伤。在过与不及两端中，中医学更强调“过”的危害。过用，则耗伤正气；过治，则戗伐正气。因此，“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中医临床上的掌握“中节”、把握“度”与求“和”有着极为普遍的意义。

（三）兵家思想与中医学治法原理

兵家为孙子所创立，其代表著作为《孙子兵法》。两千多年来，《孙子兵法》有深邃的思想、丰富的哲理、冷静的分析、精湛的韬略，灵活的战术，孙子也被历代兵家尊为“万世宗师”。兵家与医家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极其相似，其运筹谋划之理对医学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中医治法的确立尤为重要。

1.“有备无患”与“上工治未病”

《孙子兵法·九变篇》强调“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这种有备无患的战略指导思想与中医“上工治未病”的养生防病思想可谓异曲同工。《内经》倡导上工“不治已病治末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认为高明的医生常能防患于未然，这和兵法中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克制胜的军事思想毫无二致。中医学将“治未病”视为医学的最高目的，把养生防病作为主导思想，强调人们应该注重摄生，培养正气，以提高机体的抗邪能力，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历代医家颇重此理，正如徐灵胎所云：“不服药而有服药之功，亦养生者所当深考也。”

2.“上兵伐谋”与“善治者治皮毛”

《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兵法·谋攻篇》）孙子把作战用兵形式分为四个层次，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谋伐敌。“伐谋”的目的在于抓住战场的主要矛盾，以求得无形和有形的胜利。《内经》云：“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把治病分为五个层次，以“治皮毛”为上工之策。扁鹊望齐侯之色，就是典范。齐侯当初病在皮毛腠理，自觉无苦，反讥扁鹊乃“医之好利，欲以不疾者为功”。然而正是患消于未生，天下不知，无人称其高明。同理，真正高明的军事谋略家取得“全胜”，乃胜于无形之时。所以治在“未病”、治在“皮毛”方为上工。

3.“兵贵神速”与“邪去正安”

《孙子兵法》在作战方针上，主张进攻速胜，强调“兵贵胜，不贵久”，认为“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孙子兵法·作战篇》）。这是鉴于战争对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巨大，持久作战于国不利，因而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兵贵神速、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

疾病非人身所原有，或自外感，或由内生，皆由邪气所致。邪气加诸身，“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医学源流论》）。”故以攻疾为急，疾去而后调养”（《医旨绪余》）。由于疾病的变化瞬息万变，治疗之机稍错，祸即旋踵。中医学的诸多治疗法则，如疏风解表、清心开窍、回阳救逆、急下存阴、峻下逐水等，都充分体现了去邪贵速的观念。张子和就是将这一军事思想运用于医学的典范，他在《儒门事亲》中力倡：“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并根据天邪、地邪、人邪不同邪气侵犯人体不同部位所致的病症不同，分别采取汗、吐、下诸法，迅速祛邪外出，邪去则正安，邪除则病已。(www.xing528.com)

4.“因敌而制胜”与“辨证论治”

《孙子兵法·虚实篇》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致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论述了军事上“虚实”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只要善于掌握变化规律，就能变敌之“实”为“虚”，变己之“虚”为“实”，做到以己之实击敌之虚，以夺取战争的胜利。

中医的辨证论治是认识疾病和治疗发病的基本原则。张仲景说：“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症治之。”明示了辨证论治大法，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对症疗法区别开来，又区别于那种不分主次、不分阶段、一方一药对一病的治疗方法。辨证论治作为指导临床诊治疾病的基本法则，就是辩证地看待病和证的关系，既看到一种病可以包括不同的证，又看到不同的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同一种病证。因此，在临床治疗时，还可以在辨证论治的原则指导下，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方法来处理。由此可见，中医治病主要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病机的区别。不是相同的病机，可用基本相同的治法；不同的病机，就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所谓“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实质上是“证”的概念中包括病机的缘故。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原则，就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兵法说：“若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中医治病也是如此，只有通过大量博闻强记、临床实践，才能掌握“无形、无限”的辨证论治大法，因证立法，据法组方，达到中医的最高境界。

（四）农家之言与中医学生态观

农家，是先秦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汉书·艺文志·诸子路》将农家列为九流之一。战国时，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农家著作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等，均已佚。中国古代农业领先于世界，重视天时、地理、气候、生物等环境对农作物、林木、鱼类的影响，是一种开放式的农学体系，其突出的特点是着重研究农业生态规律。农学作为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最为发达的自然科学，对中医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内经》以“人与天地相参”为医学认识的指导思想，强调学医须知天文、地理。其所载运气七篇有五类“生态盛衰”模型，详论气候变化规律及其对人和生物的影响，对解释疾病的发生原理和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内经》形成的医学模式，从本质上讲是生态医学。

1.“顺天之时”与“因天之序”

古人将农作物置于宇宙大系统之中，首先注意到的是天时对农作物发育的影响和决定作用。农作物的萌发、生长、开花、结实、成熟，与一定的季节有着特殊的对应关系，表现为一个有节律的生长和收藏的时间过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古代农学家不仅研究了一年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与农事活动的关系，而且力图发现不同年份与不同农作物的特殊联系。《吕氏春秋·审时篇》详细谈论了谷、黍、稻、麻、豆、麦等主要农作物适时耕作播种的好处以及失时（过早或过晚）的害处，谓之为“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中国古代农学强调“得时之和”“不违农时”，对农时节气进行深入研究，是为了确认作物生长与天文气象因素的最佳关系，这无疑是中国生态农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学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生活在天地之中，与万物一样同样遵循自然规律，人的生理、病理都受四时变化的影响。《素问·金匮真言论》说：“五脏顺应四时，各有收受。”强调五脏功能与四时气候变化保持一致。不仅如此，人体的各项生理活动还会随着昼夜晨昏的变化而变化，“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且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日威，气门乃闭”（《素问·生气通天论》）。也就是说，人体阳气与自然规律会同步发生变化。如果违反时序，则会发生疾病，“反此三时，形乃困薄”。

中医运气学说则从更广袤的时空观和天文观的角度，研究宇宙大系统及周围环境与人体这一复杂系统的生理病理功能之间的关系，将人与自然作为一个动态变化的整体看待，气候变化异常就会导致相应的疾病发生。《内经》有岁运“太过”“不及”而使人受病的描述，并根据气候变化与疾病发生和流行的关系，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减少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和流行；同时根据气候变化规律，指导治疗用药。如太阳司天之年，“岁宜苦以燥之温之”；阴明司天之年，“岁宜咸以苦以辛，汗之清之散之”。

2.“量地利”与“异法方宜”

中国古代农学家们从一开始就把研究农业生态作为自己的主要方向。《商书·美贡》《周礼·职方氏》《管子·地员篇》等古代文献所涉及的早期植物学和农学的知识，都带有原始生态学的意味。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作物生长必不可少的土壤条件、地理条件上，把农作物和各种要素当作一个整体系统来考察，着力寻找有利于作物生长的最佳关系。古代农民很早就注意到了“土宣”，对土壤逐步加深了认识。大约写成于战国时期的《周贡》一书，列举了当时九州各种类型的土壤和主要农作物。《管子·地质篇》把土壤分类同地下水位高低以及宜于何种作物、植物都联系了起来。它把九州的土地，根据肥沃程度区分为上、中、下三级，每级都包括六种，一共是十八种。这种分辨土壤、因土种植的传统经验，一直为后世所继承。王祯在《农书·地利篇》中说：“天下地土，南北高下相半。且以江、淮南北论之：江、淮以北，高田平旷，所种宜黍稷等稼；江、淮以南，下土涂泥，所种宜稻、秫。又南北渐远，寒暖殊别，故所种早晚不同；惟东西寒暖稍平，所种杂错，然亦有南北高下之殊。”这说明南北不同纬度、日照、气温以及不同土质、东西不同海拔高度、干湿寒暖，各有所宜种植的作物。

中医学很早就认识到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并用“天人合一”来阐述这种思想。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中，东南西北中五方地势有高下之差，气候有温热寒凉之分。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对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人的生理、病理上的影响各不相同，古代医学家对此给予充分的关注。《素问·异法方宜论》记载我国五方气候的基本特点，以及相应体质和易患疾病。如“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榜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痛疡……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因地异质”“因地异病”，所以治疗疾病则应“因地制宜”。生态医学赋予人体以生态系统理念，是研究健康状态与人体内外环境关系的医疗科学，其核心内涵是“保持平衡”。《内经》天人相应时空观强调人与宇宙自然的统一，生命的四时秩序是自然阴阳消长变化的体现；生命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呈现出的节律现象与外部环境有密切关系。这种人体自身、人与自然平衡的生命观正是《内经》生态医学的体现。

（五）阴阳家与中医学理论模型

阴阳家是先秦时期以阴阳、五行说为中心思想的一个哲学流派。阴阳家们在长期的天象观测中，看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他们掌握了自然界阴阳五行变化的某些规律，以阴阳数术著称于世，用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推测人生命运和吉凶祸福，在汉代即被称为阴阳家、五行家，或阴阳五行家，成为“六家”和“九流”之一。阴阳家的著名人物首先把阴阳和五行结合在一起，并加以发挥，构成一个涵盖天地、人间的思想体系，用以说明世界万物的构成和运动的规律，其学说发展了早期阴阳五行的朴素唯物论和早期的辩证法思想。又把阴阳五行和气等学说相互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些观念也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基本要素。

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古代的一种解释宇宙起源和结构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对中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内经》吸取阴阳五行学说的基本精神，结合医疗实践活动，形成了中医学特有的理论模型。

1.人体阴阳平衡模型

阴阳学说以阴阳运动变化作为宇宙宏观的法则，认为世界上无论有形的物体或无形的太虚，无论宇宙中的天体或大地上的物类，都发生着普遍的联系，处在无休止的运动之中。而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在两种对立势力的相互作用之下发生的，诸如天与地、日与月，水与火、昼与夜、明与暗、寒与热、动与静、表与里、上与下、 生与死等，无一不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矛盾的事物和现象。整个世界就由这样一些矛盾着的事物和现象构成的，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

《内经》将阴阳学说引入医学领域，把“阴阳”作为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的模型。世界是个大宇宙，由阴、阳二气构成；人体是个小宇宙，也由阴、阳二气构成。所谓“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本身就是一个阴阳对立统一体，人体组织结构上下内外、脏腑经络气血皆可以分阴阳。以阴阳阐释人体生理功能时，脏腑阴阳表里相合，经脉气血阴阳调和，形神和谐，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人体正常生命活动建立在阴阳相互对立、消长转化达到的协调平衡上，阴阳平衡，身体才能健康无病；阴阳失调，则是导致疾病、死亡的根本原因。当人体阴阳动态的相对平衡关系受到破坏，而又不能立即自行调节恢复时，就会发生疾病。所以《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阳乖戾，疾病乃起。”如果“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就意味着人的生命活动停止了。医生诊断和治疗疾病也以明阴阳为纲，“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根据阴阳偏盛偏衰的病变，采用调整阴阳、补偏救弊的方法，以恢复阴阳的相对平衡。

2.人体五行系统模式

“五行”的提出，见于《尚书·洪范》。此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等著作把这五种功能属性抽象出来，作为五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分别由木、火、土、金、水来代表，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结构模式。同时，五行与五方、五季、五气、五色、五味、五音、五化等的配列，将宇宙间万事万物统一为按五行法则相互联系的系统。五行学说把整个宇宙看作一个按五行法则构成的庞大的五行母系统，五行各自又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五行间通过相生相克的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大的有机整体。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促使医学家从系统结构的观点观察人体，有助于他们比较辩证地认识人体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人体与生活环境的统一。中医学把五行根据人体各组织及自然万物进行归类，并建立起相互联系的模型。

《内经》以五行属性特征对自然界万物包括人体进行归类，建立了天地人的五行图示。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把五季、五方、五气、五色、五味、五音、五星及人体五脏、七窍、五体、五声统一起来， 形成人与天地相参的理论体系。它进而以五行生克制化原理解释人体五脏之间的关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的母子关系和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五脏这种滋生和制约关系，相反相成，维持着脏腑功能的相对平衡及正常的生命过程。五行“母子相及”及五行乘侮，则说明了五脏病变时通过相生和相克关系转变的病理变化，如“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生，气含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素问·玉机真脏论）。“肝受气于心，气舍于骨”是母子相传：“传之于脾、至肺而死”是相克传变，即乘和侮。一脏有病，通过生克关系映及他脏，这种认识方法，成为《内经》研究五脏疾病复杂传变规律的方法之一。

五行模型还广泛地应用于疾病的预后判断、诊断和治疗等方面。五行学说将人体五脏与自然界的五色、五音、五味等都做了相应联系，构成了天人一体的五脏系统。依据事物属性的五行归类和五行生克乘侮的规律，可确定五脏病变的部位，推断病情进展和判断疾病的预后。治疗疾病时，根据五行相生规律可确定“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难经·六十九难》）的治疗原则，根据五行相克规律可确定“抑强扶弱”的治疗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