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文化与中医文化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概观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浩瀚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孕育了原始中医文化。

（一）原始物质文化与医药文化

原始物质文明开始于早期人类使用的工具——石器。在云南省元谋地区“元谋人”生活遗迹里，人们发现了石制的工具。火的使用，使人类历史向文明迈出了一大步，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岁月，吃到了熟食，促进了人类体质的发展，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进入新石器时代，制作比较精致的石器代替了天然、简单粗糙的石器，人们开始了人工取火，发明了弓箭，磨制了骨针，陶器制作是当时最发达的手工业。迄今为止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达七八千处，不同时期遗存的石器、骨针、陶器、火燃烧后的灰烬，以及各式各样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展现了古代绚丽多彩的物质文化，原始医药文化也在其中。

古代文献中有不少描写原始医药的神话和传说。原始人群应用简陋的石器和木棒挖掘地下的植物根茎、捕猎凶猛的野兽、切割动物的肌肉、敲碎骨髓等，同时也学会了用这些简单的工具和动物骨器切开脓包、割除腐肉、刺破放血等。可以说，这些简单的工具和骨器就是最早的医疗器具。在发明制陶技术后，人们曾利用尖锐的碎陶片来切割脓包或浅刺身体某些部位治疗疾病。冶金术发明之后，又出现了各种金属制造的医疗工具和针刺用具。人类在寻找采集食物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植物能使人出现中毒症状，而另一些植物又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据此创造了砭石、骨针治疗方法，后来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以致形成了经络学说。火的发明与使用不仅对当时的穴居部落生活起了重要作用，如熟食有利消化食物，有利于御寒、照明、驱散山洞中潮湿，改善居住条件，减少疾病，而且为人类的繁衍和发展提供了许多医疗条件。例如，在烘火取暖中，人们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局部取暖，可以消除因受冷而引起的腹疼或由寒湿造成的关节痛，于是热熨法产生了。在长期用火烹饪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许多食物治病的秘密，尤其在混合菜肴的制作过程中，逐步积累了汤剂治病的经验。汤液不但服用方便、药效明显，而且还扩大了药物的品种，可以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这在药剂方面是一大进步。后来出现了中药复方制剂。有文献资料表明，我国用汤液治病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由于偶然的原因，人们发现烧灼局部皮肤可以减轻牙痛、胃痛等症状，于是出现了灸法。由此可见，火对远古人类的保健事业曾经产生深刻的影响。如《礼纬·含文嘉》记载：“燧人氏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原始人在火的运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发现火可以祛除病痛。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第十七方有“令病者背火炙之”的记载，结合《素问·异法方宜论》中“灸炳者，亦从北方来”的论述，应当是描写远古火炙疗法。《帝王世纪》记有“伏羲氏，画八，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治病的传说。《山海经·东山经》郭璞注云：“砭针，治痈肿者。”砭，即砭石，是一种比较锐利的石头。《说文解字》：“砭，以石刺病也。”说明针刺疗法起源很早。有学者指出：“针灸起源于我国的原始社会，相当于考古学上的石器时代，针法的原始工具砭石就是石器。”所以，砭石、骨针、火的使用就成为原始医药文化的源头。

（二）原始形态文化与中医学

随着物质文化的发展，文化形态日趋丰富。原始人类依赖自然生存，但对于一些自然现象如电闪雷鸣、狂风骤雨、山崩海啸等却无从了解，对于生命现象更难以认知，他们认为超自然的神灵在主宰这一切，于是对其产生了畏惧和神秘感，有了种种迷茫和崇拜，巫术与生产生活的仪式应运而生，人类也逐步拥有了自我意识。远古时期人们由于不了解自己的身体构造及各器官的功能，以为思维和感觉不是人自身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游离于身体之中而又可以离开身体的精神体在活动。人死之后，生命仍以另外一种方式比照人间的方式存续下去，肉体虽然死亡但灵魂可以重生。人们开始感知自身的精神世界，思考生与死，关心死后的灵魂去向，于是便产生了灵魂不死观念和形神观念。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品中常有红色的遗痕，红色象征着血液和生命，表达生者希望死者再生或保护其免遭侵害，同时也希望自己能避灾祛病，永不灭亡。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对人类生命现象中肉体与精神关系的思考。(www.xing528.com)

随着灵魂观念的形成、农业文明的扩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定居下来。特别是随着早期家庭的萌生以及血缘关系的明晰，人们对自身的繁衍非常关注，并因此引发了生殖崇拜。而原始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无法应对各种自然灾害，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导致极低的人口增长率。因此，祈祷种族子孙的繁荣成为迫切需求，人们对孕育生命的器官和生育能力产生崇拜。许多地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象征男性生殖器崇拜的石祖、陶祖，如青海柳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人像彩陶壶，绘有腹部隆起、乳房丰满的女像，以及在新疆呼图壁县境内的大型生殖崇拜岩画，展示了人们对生命由来及诞生方式的崇拜以及敬畏生命的庄严情感。原始人类生殖崇拜的直接目的是养育后代，祈求生育以确保氏族人丁兴旺。由生殖崇拜所形成的生殖文化，是古人对生命现象探索的产物。中医药学是研究生命的科学体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生殖文化也是医学探索的产物，而医学理论又以生殖文化为主要土壤。作为中医学文化源头之一的《易经》深受生殖崇拜的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认为：“八卦的根底，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像男根，分而为二以像女阴，所以由此演化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周易·系辞传》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即用男女交合来比拟天地和合、化生万物的情景。由原始生殖崇拜升华而来的天地交泰、阴阳和合高度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极为低下，对大自然中的万千气象无不感到神奇莫测，尤其是对于某些非人力所能及的现象，如疾病、死亡之类的，人们会产生莫大的恐惧，但同时又试图对这些现象加以解释，而在当时又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于是就认为这些是某些超自然的力量在左右世界的运动。这些超自然的力量，经过极为漫长、极为复杂的人格化，便形成了“鬼神”的形态和概念，巫的形象逐渐产生、发展起来。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化形态之一——巫史文化也就产生了。《说文解字》释：“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巫术属于原始宗教的范畴，其目的是想利用某种超自然力来满足某种需要。原始宗教中的“巫术”，主要有模拟巫术、接触巫术、灵符巫术、占卜巫术等。专门从事巫术活动的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产生了，是人与神赖以“交流”的媒介，因而其在氏族中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医学的形成与巫术有密切关系。《春秋公羊传·隐公四年》对“巫”作了如下解释：“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可见“巫”的职业有二：一是治病，二是请福。有观点认为医学发展史上最早的医术是巫术，因此医源于巫。此说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人们认为疾的产生是因鬼神作祟，而驱鬼又是巫的职能之一；二是巫在当时既是巫术的施行者，又是远古文化的继承者，通过实践巫术掌握了一些原始的医药知识。《山海经》上的诸巫或“操不死之药”，或“百药爱在”，《周礼》把“掌养疾马而乘治之，相医而药攻马疾”的马医叫“巫马”。疾病是早期人类最为忌讳的现象之一，因为当时的认识水平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所以当一次偶然的行为与疾病相关联，或同时发生的时候，这种偶然的因素便会被认为是致病之因，于是鬼神、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鸡犬鸟蛇等都可能被认为是致病之因而成为禁忌的对象。我国历代的禁忌颇多，在早期的医书中，如《内经》《针灸甲乙经》《刘涓子鬼遗方》等，都有这些禁忌导致疾病的记载。因对这些禁忌有畏惧心理，人们选择“远而避之”的方法来避免疾病的发生。一旦发生疾病，便通过各种祭祀活动驱逐鬼神，祈求消灾除病，巫术治病随之就产生了。在中医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巫术治病一直是存在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祝由术”的运用。如《素间·移精变气论》有“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的记载，《灵枢：贼风》列举了“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熟，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的病症，以及“其祝而已”的治疗方法。

到了周王朝，医巫分行。《尚书》有云：“周公祷武王之疾而廖。”其时以殷王朝的贤大夫巫彭和巫咸最为有名，以至《说文解字》有“古者，巫彭初作医”的说法。周王朝时，随着社会发展和医药知识的积累，以及巫队伍本身的分化，巫、医开始分道扬镳。其显著标志是出现了专职医生和医疗分科，以及设立了医师考评制度。《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当时有食医中士二人，疾医中士八人，疡医下士八人，兽医下士四人，到年底则考察他们的医事，以核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直到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时代，在诸子百家争鸣的影响下，医疗活动才逐渐摆脱巫术的制约而独立发展。由于人们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中医药学理论开始形成并得到发展。巫术尽管在现代来看带有迷信的成分，但它与当时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是互相适应的，这是符合人类社会早期的发展规律的。巫医在医学发展过程中也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巫术在疾病治疗中曾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生产力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它在病因解释方面的迷信成分逐渐被排除，《素问·五脏别论》明确提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而在治疗方面保留了祝由术的治疗方法，成为中医心理治疗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