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及影响

中国古代散文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殷商卜辞，然而成篇的散文却只能追溯到《尚书》。其中的《商书》是殷商的一些历史文献，《周书》大多是西周初期的文献。这些散文十分难懂。

相传鲁太史左丘明著《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左传》是为阐释《春秋》而写的，《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料编纂的一部编年史，它只是一部大事记，记述十分简要。与《春秋》不同，《左传》详细地叙述了事件的本末，以及有关的逸闻琐事，虽然是历史著作，却有很强的文学性，在战争描写、人物刻画方面都很出色，《齐晋鞌之战》《晋公子重耳之亡》等更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篇章。《战国策》是战国末年和秦汉间人所纂集的一部历史著作，因主要记录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策谋而得名。它按国别划分，以记言为主。《邹忌讽齐王纳谏》是其中的名篇。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语言简洁明快，多有格言警句；记述孟子言行的《孟子》，以气势胜，富有雄辩的力量。《庄子》则想象丰富，挥洒自如，另有一种雄奇的气势。

汉代最著名的散文家是司马迁，他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善于刻画人物、叙述事件，有不可磨灭的文学价值。其中的一些人物传记，如《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公子列传》等，非常接近于纪实小说来读。汉代的政论文也很发达，贾谊《过秦论》、晃错《论贵粟书》等都十分精彩。

魏晋时期，诸葛亮的《出师表》表达了对蜀汉的忠诚，陶渊明《桃花源记》则虚构了一个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这些都是非常著名的文章。

对偶句早在先秦散文中已经出现，东汉散文在辞赋影响下更加注意对偶，魏晋时期散文骈化的趋势日益明显，骈文初步形成。骈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体，骈文是相对散文而言的。它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讲究对偶，又多用四六句。因为它两句两句地对偶，好像并驾的两匹马，所以叫骈文。第二是语音方面讲究平仄。第三是多用典故和华丽的辞藻。可以说，骈文就是一种诗化的散文。在南朝时，由于汉语声韵理论的发展，骈文的体制变得更加严密。当时连应用文也采取骈文的形式，刘勰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就是用骈文写成的。梁代丘迟的著名书信《与陈伯之书》，也是用骈文写作的，它劝说投降了北魏的陈伯之再归降梁朝，之后陈伯之果然率兵八千来降。此外还有些短篇的骈文写得隽秀清新，如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朱元恩书》等。

北朝散文的名作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

隋和初唐沿袭南朝余风，骈文仍然广泛流行，王勃的《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尤其为人所传诵。此外，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等也是名篇。(www.xing528.com)

骈文的出现丰富了文学体裁，加强了艺术表现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过于追求语言的形式美，也导致了文风的华而不实。所以早在南北朝时就有人提出批评，隋和初唐也不断有人呼吁改革文风，但是直到中唐韩愈和柳宗元配合儒学复古思潮，掀起轰轰轰烈的“古文运动”大力提倡古文，并写出许多优秀的作品，这才一扫文坛陈风。韩柳的主张是“文道合一”，韩愈说：“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柳宗元说：“文者以明道。”他们所谓“道”就是以孔孟为正宗的儒家思想体系。韩柳力求创立一种新的具有自然的语法规范的文学语言，并用它来建立自由流畅的新散文。他们用创作身体力行着这些主张，其中韩愈的《师说》、《杂说》、《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八篇山水游记），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在韩愈提倡的古文产生较大影响之时，骈文也在自身的变革中得到发展。与韩柳同时的陆贽以其浅近而精警的“骈体秦议”而著称；到晚唐又有李商隐善写四六骈文用于公文，其骈文在晚唐五代和北宋前期，一度成为政府公文的楷模。直到北宋中叶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再一次掀起古文运动，才确立了韩柳古文的传统。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轼的《石钟山记》都是难得的散文佳作。

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兴盛起来，而诗文等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学的成就已不能和唐宋相较。四六骈文局限于公文的范围，成为僵化的官样文章。清代用以取士的八股文是骈文旁支，因为对人的思想束缚太大，其文学成就不高。

散文的创作，明代有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归有光、王慎中等唐宋派则提倡唐宋古文；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提倡“性灵”，也就是表现作者个性化的思想感情，而反对各种拟古蹈袭。明代散文中，刘基的《卖柑者言》、宗臣的《报刘一丈书》、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张溥的《五人墓碑记》都是名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明小品，其中多有清新之作，代表着晚明散文的新方向。晚明小品的一大特点是生活化和个人化，多有个人生活情趣的抒发。张谣是晚明小品文的能手，其《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等作品都为人所称道。

清初散文家有侯方域、魏禧、汪琬等人。其中侯方域继承唐宋古文传统，且更加委曲详尽，影响最大。清代的“桐城派”是一个著名的散文流派，其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即由此得名。他们通过“唐宋派”上追韩愈，在内容方面鼓吹封建正统观念，在形式上企图建立一套艺术法则，并提倡文章与学术的沟通，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末。方苞的《狱中杂记》、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名篇。

清代骈文还有一位名家汪中，他的《哀盐船文》写扬州江面盐船失火、死伤无数的惨状，被人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