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格和素养,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并在著史和论史的实践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价值取向和品格要求。良史之才的取向和要求被史学理论家概括为“德、才、学、识四长”。才、学、识是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来的,他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51]这一段话把史家三长的含义和相互关系基本上说清楚了。刘知几所谓“才”,即才华,指史家撰史的表达和写作能力;“学”即学问,指史家所占有的史料和所掌握的历史知识;“识”即识见,指明辨是非,鉴别善恶的识别力,还包括正直无私的正义感。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应有的表达能力,即便拥有丰富的史料和知识,也不能由此转化成史学成果;而富有才华,没有学问,就好比具有良好的建筑师的本领,可是家无片瓦不能盖出宫室一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不能创作出史学成果。只有有才有学,又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正直品格,才能“所向无敌”,取得辉煌的成就。此外,刘知几所说的“识“是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三者缺一不可,把历史研究工作提升到了理论高度。刘氏“三长”论是对史学优良传统的总结和发展。
清代章学诚充分肯定了才、学、识对史家的重要意义,指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52]但是他认为,具备“三长“还不能称“良史”,即“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53]他主张在“三长”之外,再加上一个“史德”。所谓“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即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章学诚指出:“盖欲为良史者,当慎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于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54]这里的“天”指客观的历史事实;“人”指史家的主观意愿。史家要从良心出发,尊重事实,忠实地反映历史,而不要从自己的主观意愿出发歪曲历史。章学诚认为,德、才、学、识是一位好的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同时他又指出四者之中,德、识尤为重要。仅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良好的写作能力,仍然写不出优秀的史学作品来,史家必须有明辨是非曲直的史识和直书无隐的正直史德,才能取得杰出的成就。从这个意义出发,他说:“夫秽书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心羞,文辞何足取重。”[55]
尽管有人认为,章氏所言之“史德”已包括在刘氏所言的“史识”之中,如“史识,则是指对历史发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56],但章学诚以心术论史德,其理论仍富有新意。
对于史家的“四长”,尽管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内容,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要求,但从精神上看则是共通的。我们今天的史学家也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和思想觉悟,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史德”;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这是“史识”;具有渊博学识,掌握大量丰富的资料,并善于分析、鉴别和运用,这是“史学”;要求史家具有历史编纂和历史文学的修养,富有文采,这是“史才”。总的来说,就是继承我国古代良史的优良传统,造就无产阶级史学队伍的时代标准,切莫等闲视之。
中国传统史学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古代层出不穷的历史学家、灿若星河的史学著作、种类繁多的史书体裁和丰富多彩的史学思想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永远绽放炫目的光华。
[2]《尚书·商书·说命下》。
[3]《周礼·天官家宰》。
[4]同上。
[5]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6]《孟子·离娄下》。
[7]《孟子·离娄下》。
[9]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10]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0页。
[11]唐高祖:《修六代史诏》。
[13]《隋书·文帝纪》。
[1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5页。
[15]邹志峰:《宋代考据史学三题》。
[16]《史通》卷二《二体》。
[17]《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
[18]《史通》卷二《二体》。
[19]《章氏遗书》卷七《史篇别录例议》。
[20]《文献通考序》。
[21]《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通鉴纪事本末提要》。
[22]《通鉴纪事本末叙》。
[23]《国语·楚语上》。
[24]《左传·宣公二年》。
[25]《文史通义》卷四《释通》。
[26]《史通》,《六家》,《二体》。(www.xing528.com)
[27]《汉书·叙传》。
[28]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1页。
[2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30]《史通·外篇·史官建置》。
[31]《论语·八佾》。
[33]《左传》宣公二年。
[34]《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35]《汉书·司马迁传》。
[36]《晋书·孙盛传》。
[37]《唐会要·史馆杂录下》。
[38]《宋史·袁枢传》。
[39]《辽史·文学上·萧韩家奴传》。
[40]《史通·直书》。
[41]《南齐书·序》。
[42]《史通·史官建置》。
[43]《文史通义》卷七。
[44]《尚书·召诰》。
[45]《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
[47]《史记·太史公自序》。
[48]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49]《史通·杂说》。
[50]《言山陵择地札子》。
[51]《新唐书·刘知几传》。
[52]《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
[53]同上。
[54]同上。
[55]同上。
[56]仓修良:《“史德”“史识”辨》,《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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