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良学风：求实经世，直书致用

求实即秉笔直书，它和经世致用一样，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求实和经世，从古代史学的整体来看，是调和与一致的关系。史学会通古今的目的在于以古为镜，古为今用，而这首先必须基于“求真”的本质之上。“求真”与“经世”是史学内部颇具张力的双重使命。

早在中国史学开始兴起的时期，秉笔直书就成为史家的崇高美德而受到称赞。他们力图在自己的著作中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虚美，不隐恶，以直书为荣，以曲笔为耻。为了达到实录的目的，他们秉以公心，不为利诱，不畏权势，不避风险，坚决维护历史的真实和人格的尊严。不少史家高风亮节，成为后世楷模。如孔子因晋国史官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而称他是“古之良史”。[33]齐国权臣崔杼杀齐庄公，齐太史、南史氏三人前仆后继写：“崔杼弑其君”，不惜以死殉职，[34]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写下“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名句。司马迁著《史记》不为尊者讳，不为爱者讳，不避帝君，其书被人认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人称“实录”。[35]东晋孙盛写《晋阳秋》，桓温威胁其子：“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36]但孙盛依旧冒灭族的危险，将慕容垂大败桓温的真相留示于世人。唐代史家《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 如实记载了魏元忠的行为，并因当面拒绝当朝宰相张说希望将《武后实录》“删削数字”的请求，而被时人誉为“昔者董狐之良史，即今是焉”[37]。宋人袁枢断然拒绝其同乡、当朝权贵章惇的请托，不为其文饰传，毅然道：“我宽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被宰相赵雄赞叹“无愧古良史”。[38]这种优良传统，也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家所继承。史载，辽兴宗猎于秋山，而熊虎死伤数十人。有司奏闻于朝，史臣萧韩家奴即书于史册。辽兴宗命其删去。“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39]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正是有了这种秉笔直书的传统和无数刚正不阿、舍生取义的史家，我们才拥有了大量的“信史”和“实录”，才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文化遗产。

相反，如果不能尊重历史，随意抑扬，趋炎附势，曲笔阿谀，就会遭到世人的非议和鄙弃。刘知几撰《史通》，有《直书》《曲笔》两篇，指出了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对立，分析了它们的利害。他认为“直书”“直词”是实录的前提，而“曲笔”“诬书”则会造成实录难求。刘知几正是从历史撰述是否是“实录”这一根本点上，来划清“直书”与“曲笔”的界限。这集中地反映出了中国传统史学之求实精神。而这种求实的精神自司马迁《史记》被誉为“实录”之后，便成为大多数史家追求的目标而形成优良的传统。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史家都是正直无私而无曲笔抑扬者，治史中的曲笔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客观存在，例如唐代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其兄太子李建成，逼父让位，他的史臣便多所回护，连李世民自己也感到改篡太多。后来根据他的建议，史官们又做了修改，但在这一事件的定性上依旧大力美化太宗，把兄弟相煎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写成太宗为社稷为百姓除害的正义之举。为了说明太宗即位为帝的合法性，史官们还对建唐过程中李渊和李世民兄弟的活动和作用进行了大量篡改，造成后出的正史《资治通鉴》夸大李世民的作用而贬低李渊等人的倾向。正如刘知几所云：“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曲笔》一篇，列举了曲笔的种种表现，斥之为“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而历史上也确有魏收、王沈和贞观史臣之辈，他们的作为常常为历史真相增添迷雾，造成不少史事上的错误，但这在整个史学上毕竟只占少数。在传统史学史中直书始终是主流，曲笔不可能成为主流。这是因为：第一，曲笔违背了“书法无隐”的古老传统，也跟人们的历史意识不断发展的趋势相悖；第二，任何时代出现的曲笔，都不会符合那个时代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因而不可能成为公开提倡的行为，即使出于维护“名教”而曲笔，也难得为严肃的史家所接受；第三，绝大多数史家以董狐、南史、司马迁为效法的楷模，存实录、写信史成为他们追求的人生目标；第四，从史学发展的连贯性来看，任何得计于一时的曲笔作史，终究要为后人所揭露和纠正。所以，这种不顾身家性命，秉笔直书，誓为后世留下信史的事迹和精神，是中国历史学最优良的传统。

史学的社会作用是经世致用，求实则是史学经世致用的基础。刘知几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40]这说明了求实和史学社会作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中国传统史学之经世致用的传统上有广泛的表现。

中国古代史家著史研史，不单纯为保存史料，或抒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以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或为将来提供借鉴为己任。中国史学之经世致用的目的萌芽甚早，《尚书·召诏》可以佐证。孔子著《春秋》是为了惩人心，救乱世，所以别善恶，寓褒贬，使“乱臣贼子惧”，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史学的社会作用已有明确的认识。秦汉以下，这种认识不断发展成为自觉的意识，并进而成为一种史学传统。司马迁著《史记》，其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探寻“成败兴坏”之理，以前事为“后事之师”。杜佑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中唐时期，他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为统治者施政提供借鉴，“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故历三十五年，撰成《通典》，备述历代典制损益沿革，努力从历史中总结出解救时弊的方略。北宋曾巩说：“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41]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总结历史上的统治经验，为宋代提供借鉴。明清之际，王夫之有感于国家的兴亡，长期隐居于湖南石船山，著书立说。他怀着极大的悲愤写下的史论著作，深刻探讨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其中所包含的人文主义和民主思想的萌芽，百余年后对晚清的近代民主思潮起到了奇特的酵母作用。(www.xing528.com)

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学风还表现在史学家历来重视史学的道德教化功能。《易传》云：“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既然如此，也就要求史书的撰写应该具有劝善惩恶的功能。对历史上的善人善行，要载入史册，加以肯定和褒扬，使其流芳千古，为后世之楷模；对历史上的恶人恶行，要加以否定和贬斥，从而达到激浊扬清的目的。刘知几对史学的这种道德感化功能进行过论述，他说：“苟史官不断，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42]孔子《春秋》并不只是客观记载史实，而是在字里行间寓褒贬态度，如杀、弑、诛等词的选用，都意在说明事件的性质和行为的正误，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或曰“微言大义”。这一传统为后世所发挥和继承，如章学诚说：“史文之有褒贬，《春秋》以来未有易焉者也。”[43]出于正义，历代史书记录下不同时期的明君贤相、忠臣义士、民族英雄等各种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的人物的事迹，为后世树立了无数令人敬仰的楷模和典范，同时也记录了不少昏君庸相、贪官污吏、奸佞小人等祸害国家和人民的败类，并给予揭露和抨击。而那些志士仁人的崇高人格、英雄事迹和杰出贡献激励了一代代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经世致用的史学学风还体现在重视史学鉴古察今的作用。这种思想由来已久，《诗经·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西周统治者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44]《管子·形势篇》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战国策·赵策一》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取鉴资治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使命。封建统治者重视修史，其目的也是总结历史经验，以作为自身统治的借鉴。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房玄龄、魏徵等修周、齐、梁、陈、隋等五代史成，上书唐太宗。唐太宗大为高兴，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可以知兴替。”[45]封建史学历来是为封建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史学的发展往往是满足现实的某种需要。唐太宗自己说他有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46]其中“以古为镜”就是研究历史为现实服务，即“古为今用”，发挥史学的经世作用。史家著史，以考论政治得失，劝善惩恶为己任，他们所撰史书皆叙述现实社会中实实在在的政治和人事，为现在和将来的人服务。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47]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则“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48]

中国传统史学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也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怎样看待和说明二者的关系，是人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在中国传统史学上，有的统治者或史家，为着某种需要而掩盖历史真像或篡改已经写出的史书，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这跟史学的经世致用并不是一回事，其间界限不可混淆。我们承认秉笔直书的传统，并不是就否认曲笔作史现象的存在；而肯定经世致用，也并不意味着赞同“名教”观念，或赞同史学成为政治的奴婢。事物是复杂的，史学也是复杂的，只有从主流看，才能真正看清“求真”与“致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看清“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