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修史制度的历史和形式

中国传统史学历数千年而绵延不绝，史家、史著代有新出，史观、史法不断进步，这是世界罕有的。西方思想史上，有两位名声显赫的学者惊叹于中国历史记载的连续性与史学意识的深刻性。一位是黑格尔，他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28]另一位是李约瑟博士，他曾经指出：“一般认为，司马迁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以前的史料来写历史。可是，当人们从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商代30个帝王中的23个帝王的名字时……大家可以想象，许多人该是何等地惊异。由此可见，司马迁一定拥有相当可靠的史料。”[29]中国传统史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同它有着一个历史悠久、形式完备的修史制度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起源很早。刘知几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30]认为黄帝时已有史官，但可考证据表明，我国在商代出现了史官和官方记事制度。中国的史官制度是世界古代文明史上独有的现象，使历代皆有实录。而隋唐以来，又有史馆，并注意修撰方志。由此，中国古代才有丰富多彩的历史资料和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

有了专司史职的各种史官，方能把大量的历史资料记录和保存下来。如战国时代，齐公子田文每坐对宾客，便有侍史记于屏风；秦、赵二王渑池之会，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击击。史官如实记录统治者的活动，这便是《春秋》“君举必书”之义。孔子晚年整理了《诗》《书》等众多古代文化典籍，后来经其弟子等加工、阐释，成为儒家的经典。其实，孔子整理的古代典籍，主要是根据古代史官所记的历史文献资料。如《尚书》原是古代史官记录的历史文件和对古代事迹追述的记录，孔子对其加以搜集、选编；《春秋》是由鲁国史官所记的鲁史改撰而成。由此可见，离开古代史官的工作，孔子也没有办法叙述历史，正如他说：“夏礼吾能言之，祀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31]其所谓“文献不足”，就是指缺乏古代史官所留下的记载。

封建政府设馆修史，有诸多弊端，在某种情况下扼杀了史学的发展。但事情总是有两个方面，设馆修史是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封建国家利用行政的力量主持修史，这在人力、物力、图书资料、出版等各个方面，为修史创造了条件。有些修史的工作，必须依靠众人之力，集体来办，私人是无法做成的。如明代官修《永乐大典》，卷帙浩繁，凡二万余卷，不集众力，难能竣事。再如，清开四库全书馆，修《四库全书》，撰《四库全书总目》，所收书籍三千余种，皆撰提要，如不靠众人分工来做，近十万卷著作，个人甚至难以读完。此外，司马迁、班固之书成一家之言，名垂千古，是私家修史的楷模。那时文献有限，仅一人之力，穷世而为尚能竣事，但即便如此，司马迁也曾利用其父亲的成就，班孟坚则父子世业，还要其妹班昭续而成篇。可见，官修史书断不能少。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像官修也像私修，实际上体现了官修和私修两者的长处，既资于众力，又不失于芜杂，能成一家之言。此书的编写方法可说是官修史书的榜样，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既充分利用了集体的力量，又反映了主编司马光的才能和见解，使全书内容丰富，史实可靠，风格一致。翦伯赞概括此书的特点时，说它“叙事则提要钩元，行文则删繁就简，疏而不漏，简而扼要；言必有据，没有空话；事皆可征，没有臆说；文字简练，没有废辞”[32]，言之甚切。(www.xing528.com)

唐代确立设馆修史制度，对我国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自唐以后，每一新建立的朝代，照例要为前代修史，这使我国各封建朝廷的“正史”得以连续不断，从而保存了大致完整的史料。单说唐代，在今存“二十四史”中，就修有八部。除史官、史馆之外，又有起居、实录之制。自唐至清，历朝都有实录，流传至今的主要是明、清两代的实录。唐至金元的实录大都亡佚，然以往的史家有采入正史，有引入编年，使得其功不灭。可以这样说，没有史官制度，当然不会有记注之法之法；没有记注，就不会有历代实录、国史；而没有实录、国史，也就不会有历代正史的出现。

中国传统史学之所以成就辉煌，历史典籍之所以丰富多彩、衔接不断，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着一个完备的修史制度。因为有专司史职的史官，有专门组织修史的史馆，再加上封建政府的重视，大批的史书纷纷出现。我们当然需要追问封建政府重视修史的阶级目的，当然需要反思史馆修史的弊端，当然需要检验其所修之史的阶级性及其失实程度，但无论如何，这种制度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所创造的丰功伟绩是不能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