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贯天人、会通古今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古代的许多史家及其著述都具有恢廓的历史视野，他们学贯天人、会通今古，用包容一切的气势和规模，来阐述历史的发展过程，探究历史的前因后果。司马迁作《史记》时就明确提出，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人之际”的学说，是儒家经学的本质内容之一。在这方面，《史记》继承了《尚书》既肯定天命又重德重民的观念，认为天是世俗道德最终最根本的保证，但天命又兼具变和不变两种特性。司马迁对这种信仰充满困惑，如冉耕、季路一者遇恶疾，一者被剁成肉酱；屈原投江；贾谊伤心而逝；信陵君为战国四公子之首，但终竟自残；李广引刀自刎等。这些人均有道德却不得善终。但他无法将这种信仰撇弃，他依然坚信天命对世俗道德的眷顾，坚信历史变迁与浮沉之后有天命这一道德根源。另外，《史记》《汉书》等不仅记录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也记载自然历史，其中包含了天文地理的变化。《史记》有《天官书》《河渠书》，《汉书》有《地理志》《五行志》，这种既讲天，又讲人的史学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

会通古今，重视通史著述，是中国史学的主流。许多史学家著作通史，目的就是会通古今。这要求史学家运用历史知识，有高屋建瓴、融会古今的见识；同时要求史家有通变的意识，通过著史，从历史的发展变迁中找出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史记》的视野恢廓，不论在时间方面还是在空间方面都是空前的，它笼括了上下三千年之史，横贯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在中国传统史学上开“会通之道”的先河。《汉书》虽然断汉一代为史，但它也全面地记载了西汉一代二百多年的历史，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学术等各个方面。刘知几称赞《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26]皇朝史撰述即由此而兴。皇朝史的历史视野因受皇朝兴衰的局限，不如通史那样辽远，但也颇具恢宏气象。如《汉书》“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即所谓“叙帝星，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无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姓，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27]一部皇朝史，包含这么广阔的内容，史家若无恢廓的历史视野，是不可能做到的。(www.xing528.com)

在司马迁以后，杜佑撰《通典》，郑樵作《通志》，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等，都发展了会通古今的宗旨，展示了恢宏的历史视野。《汉书》以下的断代史也不乏宏编巨制，如《续汉书》《宋书》《魏书》以及唐修《晋书》《五代史》《五代史志》等，也都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史学家们恢廓的视野。中国传统史学家们的这种传统，在《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中已作了概括：“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其中所说的“博文强识”“疏通知远”，是跟史家的历史视野直接相关的。中国传统史学家的这一传统，不仅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繁荣，而且也影响和造就了许多通人、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