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文化：史学文献四大体例

（一）编年体

编年体是以时间为中心，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史书体裁，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史书体裁。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按年记事的编年史，大体名为“春秋”，“春秋”即编年之意。孔子修的《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7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计242年的历史。书中文句简短，遣词用语寓有褒贬之意，体现了孔子的政治立场，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后世称为“寓褒贬，别善恶”或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这部书被奉为儒家经典著作，也成为后世编年史的滥觞。

《左传》是继《春秋》之后出现的又一部著名的编年体史书，标志着编年体史书的成熟。这本书是鲁国史官左丘明采各国史记编撰而成，采取文史结合的叙事方法，体例更加完善，记事更为翔实，代表了先秦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水平。《竹书纪年》也是先秦时著名的编年体通史，因原本写于竹简而得名。晋咸宁五年（279年）它在汲郡的战国时魏墓中发现，共12篇，叙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为止。东汉末年，荀悦依《左传》体裁，撰成《汉纪》，修西汉—朝断代史，述事简明，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该书和袁宏的《后汉纪》（也是一部断代编年史名著）并称“两《汉纪》”，完备了编年体史书的规模。

《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出现了扬纪传而抑编年的倾向，将纪传体史书著录于“正史类”，而将编年体史书著录于古史类。此后，纪传体高居“正史”地位，而编年体位居其次。至北宋时司马光等人撰《资治通鉴》，编年史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高峰。此书294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在编纂方法上，既坚持了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序的特点，又吸取了纪传体自为首尾的叙述方法，叙事写人，体例严整，始终连贯，记述生动，文字优美，代表了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促进了编年体史书的发展。《资治通鉴》以后，代有续作，于是编年史形成了一个世代相继、贯通古今的庞大的史书体系。

编年体史书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几个分支，其中主要有起居注、实录和纲目。起居注是帝王言行的记录，史官记载帝王言行之制由来已久，而把帝王的编年言行录称为“起居注”始于汉代。《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有“起居注”一类，这说明这种体裁的史书在当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类别。实录是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史事的编年体长编，最早的实录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唐代的史馆承担有编撰实录之职责，从此以后，每一皇帝死后，新即位之国君一定敕修先帝实录，成为定制。纲目是编年记事的一种形式，创始于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这本书以编年形式叙事，每叙一事先标提要，以大字书写，顶格排行，叫作纲；其下叙述具体内容，用小字书写，低格排行，叫作目，此体有纲有目，条理清晰，简明扼要，便于初学，利于普及。

编年体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便于了解事件发生的时间和过程，容易看出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并可避免叙述重复。刘知几概括编年体裁的优点说：“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16]章学诚更明确地指出：“《尚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17]这说明史书体裁的成熟扩大了记事范围，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但编年体史书会导致一历史事件前后割裂，首尾不能连贯，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典章制度亦无从详其原委。此外，编年体史书对能够确定时间的史事不厌其烦地记载，而那些无法记年的重要事实却被遗漏，特别是这种体裁无法大量记载各种人物，不能全面反映社会历史面貌，这是其主要的缺点。

（二）纪传体

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实质上是一种综合体，主要有本纪、列传、表、书等形式，《史记》和《汉书》是纪传体之祖。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以毕生精力和心血写成历史巨著《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记载自黄帝以来直到他生活的西汉武帝时期的史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该书以其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全书分五部分，纪、表、书、世家、列传，总计130篇52万字。其中有十二本纪，“本”是“根”的意思，“纪”是“记”的意思，合起来即记载具有根本意义的大事之意。它以帝王为中心，按编年的形式，记载帝王言行政绩，排列历史重大事件，相当于全书的总纲。这些大事涵盖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总是和天下的帝王分不开，所以本纪就成了帝王的传记（有纲举目张之效）。十表是以表格形式罗列历史事件和人物等，有纵有横。纵指时间，按时间顺序，统系年代、世系及人物；横指地域，有齐、楚、秦、赵、韩、魏、燕等。八书，是各种制度的专史。是对经济、文化等方面专门问题进行分类记载与论述的体裁，一半是历史记载，一半是问题解释。实际上它以事为类，是制度史的先河，这是《史记》的创举。八书分别论述礼、乐、律、历（天和律的形式化即历法）、天官、封禅、河渠、平准。三十世家，记封国诸侯和特殊人物的事迹。以其子孙世袭，故称世家，实际上是本纪的雏形。其中特殊人物，如孔子称世家，是因汉武帝时尊崇儒术，司马迁亦景仰孔子；而陈涉称世家，则是司马迁对其有很高的评价。七十列传，以人物为中心作列传，这种形式自司马迁开始。《史记》列传有两大类，一是人物传记（有专传、合传、类传）；二是记载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如《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每篇之末都附有一段评论文字，表达对某一历史人物或某一事件和问题的看法，后人称为“太史公论赞”，是后世史评体之论、赞的先河。《史记》记载历史，以纪传为主，以表书为辅，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的体裁被后人称为“纪传体”。

东汉班固著《汉书》，沿用了纪传体的体裁。它在体例上略有变化，为避免与书名同，改“书”为“志”，又将“世家”并入“列传”，因而分为“四体”：纪、表、志、传（分别为12篇、8篇、10篇、70篇，总计100篇）。它专记西汉一代历史，因而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固与司马迁并称为“班马”，《汉书》与《史记》并称为“史汉”。此后，历代史学家用这种体裁撰写了大量史书，形成了一个贯通古今连续不断的庞大的纪传体史书体系。纪传体连贯起来构成了4 000年历史，成为中国封建史学体裁的主流。中国最重要、最正规，地位居群史之首的所谓“正史”，都是用纪传体编撰而成的。清乾隆皇帝曾诏定自《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有“二十四史”之称。（二十四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北魏书》《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后来，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柯劭忞所著《新元史》也列为正史，于是又有“二十五史”的说法。1927年赵尔巽等人撰成《清史稿》，后来有人把《新元史》和《清史稿》都列入“二十四史”，称为“二十六史”。(www.xing528.com)

纪传体较编年体具有明显的优点：“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赅，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18]纪传体便于考鉴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并分门别类叙述典章制度，能将各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机地汇于一书，纵横条贯，气势恢弘，内容宏富。由编年体发展到纪传体，是历史编纂学的进步。纪传体克服了编年体的不足，遂超越编年体，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正史格局。章学诚认为：“纪传之初，盖分编年之事实，而区之以类者也。类则事有适从，而寻求便宜。”[19]但纪传体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有关每一历史事件的记事常常分散于本纪、世家、列传或全书中，因而不能看到一个事件的全貌和过程，不便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前因后果和相互联系。

（三）典章制度史

典章制度史是记述典章制度的史书，主要记述历代王朝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即《四库全书》所谓的“政书”。我国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起源很早，如《史记》“八书”纪天文、地理、文物制度，以后许多断代史设“志”以记历代典章制度，但狭义的“政书”不包括这一类。典章制度史作为一种体例完备独立成书的著作，最早出现在唐代。其类别有通史和断代史两种，综述历代典章制度的为典制通史；记述一代典章制度的为典制断代史。

在典章制度史出现以前，纪传体不利于记载典章制度，编年体更是“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20]因此，史学的发展迫切需要创造一种新体裁，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唐代杜佑把历代纪传体史书中记载的典章制度汇集成一书，纂成《通典》，开创了典制体裁，与编年、纪传鼎足而立。《通典》上溯传说中的唐虞，下迄唐肃宗时，是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此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等九门，每门又分若干目，每目有的又分子目，每目皆标有目名，每一部分皆按朝代先后顺序，依次记述历代典制。杜佑不载天文、五行等与政治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他把“食货”列于首位，认为“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是前史所没有的；他又反对“非今是古”，主张“随时立制，遇弊变通”。《通典》的史料价值极高，开辟了中国传统史学中典制体通史撰述的新局面。

《通典》之后，南宋郑樵（1103—1161年）撰《通志》200卷，记事上起三皇，下迄隋末，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的精华在“二十略”，其性质与《通典》相似，为各种典制的简编通史。宋末元初的马端临（约1254—约1323年）撰《文献通考》，记事起自上古，下迄南宋宁宗时期，仿《通典》体例，是继《通典》之后的又一部典制通史。后人将《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成为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史的最可靠而丰富的资料。清乾隆年间，诏修“续三通”和“清三通”，乾隆五十二年修成，与“三通”合称为“九通”。民国初年刘锦藻编成《清朝续文献通考》，1935年商务印书馆把此书与旧有的“九通”合印，称为“十通”。其中记述清代典制之书，皆是“三通”的续作，实际上都是断代典制之作。由于都仿效《通典》体例，因此历来把它们作为同一体例之书看待。

典制断代史主要有“会要”和“会典”两类。“会要”是我国古代史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是把一个朝代各种典章制度材料分门别类加以汇编的典制史书。此体创始于唐朝苏冕所撰《会要》，后经杨绍复续修，再经宋王溥增补，撰成《新编唐会要》，后世称之为《唐会要》。《唐会要》全书100卷，分目五百一十有四，“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极其详核”，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会要体史书。宋代重视本朝会要的编纂，专设会要所，前后重修续修10余次，成书2 200余卷，后元人灭宋，稿本北运。元修《宋史》各志，多取材于此；明修《永乐大典》，曾将其中史实，分别采入各韵；今存有清人所辑《宋会要辑稿》，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元修《经世大典》，为会要的别名。另外，还有人补撰前代会要，先后有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后汉会要》，清代龙文彬的《明会要》、姚彦渠的《春秋会要》、杨晨的《三国会要》等。这些书将旧史典制分门别类地排比整理，起到了便于查检之效。

“会典”也是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史书，但它与会要有别，不像会要那样按典制内容分类编次，也不像会要那样记载一些历史事实，而是采取按职官分类的体制，“以官统事，以事隶官”，把一代典制分列于各有关官署和官职之下，内容多是制敕诏令和具有律令性质的办事成例，亦少叙源流因革。此类史书始于成书于唐玄宗时的《唐六典》。此书30卷，以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十二卫等为目，述其职司、官佐、品秩。元明清各代统治者对会典的编纂非常重视，《元典章》其实就是元代的会典。明政府多次修纂《明会典》，其体例大要，以六部为纲，详叙各衙门的职掌及历年事例，并附有官服礼仪插图。《清会典》初修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后经多次续修。至乾隆时，把典、例分纂，一为会典，一为会典则例，各自成书。嘉庆时续修，又把礼部的仪式、祭器，户部的舆图和钦天监的天体图等绘制成编，名“会典图”。

（四）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系统详细地记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大事及其来龙去脉的史书体裁。南宋时期，在史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福建建瓯人袁枢著《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这一体例。袁枢开始的目的是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他根据《资治通鉴》原文，区分事目，将每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标以相应的题目，每篇按年月顺序述其事。这种体例较其他史书体例有明显的优点：“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21]这种编撰方法，能够完整地叙述重大历史事件始末和重要历史人物生平，避免了纪传体那种叙事分散与重复的困扰。它还具有“攀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22]的特点，避免了编年体那种叙事前后割裂、难稽首尾的困扰。纪事本末体所取得的成绩，用章学诚《文史通义》的话来说，是“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但《通鉴纪事本末》的分量，只有《通鉴》的一半左右，足见《通鉴》材料不是纪事本末所能概括，特别是零碎材料，纪事本末无法集中。此后还有不少史家效仿这一体裁，上接下续之作不断问世，如明代冯琦、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元史马事本末》，清代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马事本末》等，纪事本末体史书记事形成了一个贯通古今的独立体系。纪事本末体的缺点是难以说明同时期各种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不利于读者了解某时期的历史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