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观：先秦时期的历史发展与文献传承

（一）中国史学的起源

中国史学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的传说时代。历史起源于“记事”。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脑记口说和结绳刻木等方法记事。虽然这种记录无法永久保存，但有的口头传说被一代代流传下来，并在先秦史籍中以各种不同形式记载与保存。这些记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经过了后人的加工，但依然包含着生活在阶级社会的人无法凭空描绘的一些关于原始社会的基本状况。如居住情况：《庄子·盗跖》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民皆巢居以避之”“暮栖木上”；饮食情况：《韩非子·五蠹》记“上古之世，…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生产工具：《易·系辞》记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婚姻状况：《商君书·开塞》记“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人类征服自然的情况：《淮南子·览冥训》记“大禹治水，女娲补天”，《淮南子·本经训》记“羿射九日”；军事战争情况：《山海经·大荒北经》记“黄帝战蚩尤、克炎帝”。从这些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窥见先祖们生活斗争的情况。它们虽不能称为史学作品，但已经包含着史学的因素，是文字出现以前先民的原始历史意识和历史知识传播的最初形式，可以视为中国史学的滥觞。

（二）夏、商、西周时期的中国史学

夏商时期，文字的出现和历法的产生，为史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开始萌芽，有意识地记载历史逐渐成为统治者经常性的活动和国家大事。中国很早就有史官的设置，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据文献记载，从夏代开始就有专门的史官，还分为左史、右史、御史等名目。至商代后期，历史已有专人专职掌管。如《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是由多片竹简编成的书籍，也就是历史文献；“典”是放在架子上的竹简。这表明此时已有了起草文书、记载史实、兼管国家典籍的史官。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作册”“史”“尹”等字。“史”是负责记事兼有巫官身份的人，正所谓“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1]；据王国维考证，“作册”等于“内史”；“尹”则是掌管文献者。商代还设左学、右学，让贵族“学于古训”[2]，也就是学习历史。商代史学的初步发展表明，史学在当时已成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当然，最初的史官，并不像后世那样专门，而是巫史合一，兼司人事和神事。史官们在祭祀卜筮以后，在甲骨上刻记下相关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王的祭祀、战争、狩猎等方面的内容。在记录的过程中，形成了记事、记言、编纂等方法。后来史官逐渐从神职中分离出来，专司人事。随着史官的设立，有关历史的记载日益增加，出现于殷商时期的卜辞（商、周奴隶主贵族用甲骨文来占贞卜的记录）和金文（铸在铜器上的铭文，又有“铭文”“钟鼎文”之称）中就有不少关于史事的记载，这是中国历史上目前所知最早的历史记载。

周代史学比商代又进一步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www.xing528.com)

第一，史官的分工更加细致。《周官》一书有“六史”之说，分别为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他们的职责也相当明确：“大史掌国之元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3]不仅王室，各诸侯国也都设置史官，如州史、闾史，其职责是掌管文书，辅助行政，即所谓“掌官书以赞治”[4]。据柳诒徵统计，周代有史官不下千余人[5]，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周初的太史尹秩、宣王时的太史盖及尹吉甫、穆王时的左史戎夫、幽王时的伯阳父。周代国家设史官记事，这是继承了殷商时代的传统。由此可见，中国编纂史事的创始人是国家的法定官员，史官乃国家职能机构的一部分，这是官办史学。这一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面貌为中国史学所独有。放眼同时期的西方世界，古希腊史事的编写者为民间诗人，古埃及文献的记录者是祭司。由此可知，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从一开始便在史学上打下了自己民族的烙印。

第二，西周时出现了有系统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如《尚书》、古《史记》、太史盖所作的《春秋》以及《周志》等，但现存的只有《尚书》。所以，《尚书》被誉为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史书，一般认为它编辑于春秋时，但其中有周史官搜集整理的尧、舜、禹及夏代、商代的一些重要政治文件。其中的《盘庚篇》成书于公元前14世纪，可追溯的历史已有3 300多年，比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印度的《古事记》和《波斯古经》要早600年至800年。除了远古尧舜禹夏商的一些政治文件以外，《尚书》的内容还包括西周至春秋间约600年的一些史实，它属于以记言为主结合记事的一种史书，其中不少篇章已寓有“经世”之意，表现了农业文明的务实精神。《尚书》的出现还丰富了周代的教学内容。《尚书》被列为教科书之一，而在诗、书、礼、乐四门课程中，“书”是其中独立的一门。这足以证明，早在西周时，历史学已成为专门学科。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发展

中国古代真正系统的古史，当以《春秋》为首。它是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史学得到长足发展，除周室外，各个诸侯国也都设有史官，记载各自的历史。但各诸侯国对史书的称呼不一，如“晋之《乘》、楚之《梼杌》（古代传说中的猛兽，借指凶恶的人）、鲁之《春秋》”[6]。随着文化的下移和私学的兴起，出现了私人著史，孔子以鲁国国史为基础，参考其他史料，整理编成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它编撰于春秋时期，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史事，内容涉及124个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的大事。它的记述非常简略，严格来说是一部史纲。《春秋》不仅创立了编年体史学体裁，也开启了私人修史之先河，而且形成了寓褒贬、别善恶的笔法，后成为儒家经典。后来人们把本书记载的东周前期称为“春秋时代”，孔子也因此书被人们尊为“中国史学之父”。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7]这说明这类历史记载已经具备了事、文、义的内容与形式，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了。此后，史学迅速发展，史著逐渐增多。如春秋时期的另两部历史著作《左传》和《国语》，这两部书据说都是春秋末期的左丘明所作。《左传》又叫《春秋左氏传》，是一部比较成熟的编年史。它记事比较完整、详细，年月清楚，前后连贯，叙事周密而生动，比《春秋》多记载了十多年的史事。《国语》分别记录了自周穆王至春秋时期的周、齐、鲁、晋、郑、楚、吴、越八国君主与辅臣议论得失之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以记言为主，与《左传》相互补充。此二书记事的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合，且多解释《春秋》书法，故人们认为两书都是解释《春秋》的，把《左传》叫作“春秋内传”，把《国语》叫作“春秋外传”。战国时期也出现了几部代表性史书。一部是《战国策》，《战国策》记事上接春秋，全书十卷，分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策，主要记载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活动和言论，以记言为主，亦为国别体。这本书是现存战国时期唯一具有系统性的史书，后人把本书记载的东周后期称为“战国时代”。二是《竹书纪年》，该书是晋朝人盗魏襄王墓时发现的，共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之事，以后仅记晋国之事，三国分晋后仅记魏事，可能是魏国史官所作，文字亦很简略。三是《世本》，记黄帝以来至战国之史事，体例与前各史稍异，有系、纪、世家、谱、传等体裁，为纪传体的雏形。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著作主要有两类：一是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史书，如《春秋》《左传》《世本》《竹书纪年》；二是以分国记事为主的国别体史书，如《国语》《战国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