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强调知行合一,主张把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融为一体。中国哲学研究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常从生活实践出发,以反省自己的身心实践为立足点,最后又归于实践,通过实践对理论加以验证。儒家学说体系原本就关心国家政治、人伦道德之事,它的思想学说主要的目的不是求和求真,而主要是从认知到行为实践,达到国家得以治理,道德生活、人生理想的日臻完善。“仁、义、礼、智、信”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所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也简化为:一是德性修养,二是在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为此,“内圣外王”构成了中国人最古老深远的做人的理想标准。但这种思维方式过分强调人对(人格化)自然的顺从,使人容易失去认识、改造自然的思维能动性,使人伦关系世俗化。
中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讨论过知行先后、知行难易、知行轻重等问题。“知”与“行”的关系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行”与我们今天讲的实践在含义上有较大区别。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行”相对于日常活动而言,主要是指人的道德和修养。《周易大传》中主张将“精义”“利用”“崇德”结合起来,主张钻研世间事物的义理,穷事物之妙,识事物之化,是为了运用知识提高生活质量,提升道德水平。
孔子十分重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孔子提出“君子学以致其道”和“行以达其道”,要求学生无论是治学还是修身都必须身体力行,注意实施,落到实处。他说衡量一个人道德的高下,不能只听他怎么说,关键看他怎么做。“始吾于人也,听其言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的言行一致,虽带有伦理的色彩,但其论及了“知”与“行”的矛盾,强调“知”对“行”的指导,以及把“知”变为“行”的重要性。荀子也十分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他说:“不闻不如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他认为一种认识或理论必须经得起实际的检验,才可以施行。(www.xing528.com)
至宋元明清时期,知行问题的讨论渐趋成熟。朱熹强调“知”是“行”的基础,主张“知”先“行”后。他所谓的“知”是明心中固有之理,而他的所谓“行”是道德伦理的践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认为主观的意念活动就是“行”,混淆了知行界限,提出了“一念发动处便是行”的“知行合一”说。王夫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知行统一观。王夫之认为“行先知后”,肯定实践的优先性。他还认为,知和行是有区别的,不可混为一谈。知与行相互依靠的前提是各有各的功能,正由于这个原因,才“知行相资以为用”。他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实质上是以知为行,“销行以归知”,完全否定了行的必要。他还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必统知”,从而肯定了在知与行的矛盾统一体中,行是主要方面,是知行统一的基础。王夫之还认为,由行得知,由知知行,行先知后,知行相资相用,先后相互促进,这就是知行并进而有功。所谓“进”是知行不断得到发展的意思,知行是循环往复,无穷发展的过程。这个思想是相当深刻的。
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特别重视的问题之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国古代哲学家有的强调知先行后,认为行即为知,知即为行,揭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行的意义,提出了以知为基础的“知行合一论”。有的也强调行对于知的重要性,认为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提出了以行为基础的“知行统一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的讨论,是以道德与修身为主旨,其意义在于把人的道德生活、道德实践理解为“行”的重要内容。从今天的社会现实来看,道德实践与道德建设也是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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