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表现在思维方式上。中和思维既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共性，又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特殊性。所谓中和思维，是指传统文化中认识和解决问题所采取的不偏不倚、执中适度的思维方法。

（一）中和思维的理论来源

从中外思维发展史来看，一般来说，中和思维的产生要略晚于朴素的辩证思维。在古希腊，辩证思维较早地表现在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的思维方式中，中和思维的先驱则是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辩证思维较早地表现在《周易》和《老子》之中；中和思维虽然可追溯到《周易》，但主要形成于孔子及其儒家学派时期。

从我国传统中和思维的来源来看，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于“执中”“尚中”的认识，后在儒家学派中得到发展和深化，并逐渐演化成汉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除了受到“天人合一”“太和”“和合”思想影响以外，中和思维集中体现在儒家的“中庸之道”中。过去受“左”的影响，人们对于中庸之道作了平面的分析，“中庸”即“中道”“中行”，意为无“过”与“不及”，注重适度、恰当、不偏不倚，并以此实现中和，达到和谐的境界。从佛教哲学的角度来看，中和思维也就是佛教中的“中道”。佛教哲学认为，“断见”和“常见”都只偏重一方，因此必须离开两边而执中道，这实际上体现了“执两用中”的中和思维。

从思维科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中和思维是古代朴素辩证思维的一种特殊体现，也是古人对哲学中介的思考。辩证思维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强调事物的发展变化。从对立统一来看，对立面的转化有个关节点的问题；从事物的发展变化来看，事物发展变化有个度的问题。而中和思维正是对事物关节点和度的把握，是一种特殊的辩证思维。再有，中和思维凝聚了古人对哲学中介的思考。中介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转化的凭借条件以及彼此沟通的桥梁，也是一切事物相互联系和转化的关节点。中和思维的优越性恰恰在于它把握了事物转化的关节点，强调了度的重要性，因而有助于克服“非此即彼”的平面思维。

（二）中庸是最高的善(www.xing528.com)

用中和思维来指导人生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把中庸看作最高的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

孔子明确提出了中庸之道的观点，把中庸看作最高的道德标准。《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孔子影响下，荀子也主张要根据“礼”和“中道”来使人修身养性。《荀子·修身》中就说：“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照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荀子在注意个性差异的同时，注重从对立统一的角度，针对个性的不足或过分，尝试用其对立面给予补偏就中。《礼记·中庸》则注意到人的喜怒哀乐各种情感的中和之美，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董仲舒在解释《礼记》的“中”时，认为“中”不是指各种情感未发之时，而是指已发之情应保持无过无不及的状态。程颐《近思录》的解释比较符合《中庸》的原意，其中说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达道。”邵雍则认为“人得中和之气则刚柔均，阳多则偏刚，阴多则偏柔”。总之，传统的中和思维用于个性塑造上，尽管理论家对中和、中庸的解释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得到普遍肯定的，就是要求个性的适中、恰当，达到中和之美、中庸之美。在传统文化中，个人的修身养性立德如果通过“执两用中”达到了中庸，就是实现了道德的最高标准。

与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相比，西方古代也讲究中和之美，只不过时间稍晚于中国。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虽然也偶尔谈及节制和适度的问题，但并未对此展开研究。在古希腊，对中和、中庸进行深入研究的当属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在一切延续而又可分的东西中，都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庸，“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纵观其哲学观、社会观、伦理观和美学观，他已自觉把中庸的思维方式当作一把重要的钥匙，用来开启他思想宝库的大门。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观和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尽管表述略有不同，但在本质上有惊人的相同、相似之处，这反映了人类思维发展的共同性。

[1]袁济喜：《两汉精神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2]徐义明等主编：《中国文化论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