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引譬连类及直觉思维

直觉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形式。它是思维主体通过对思维对象的直观认识，以非逻辑、非理性的方式，试图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

（一）直观与体悟的统一

从思维发展史来看，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是在直观与体悟的基础上把握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直观即对事物进行整体的观照所产生的隔绝；体悟则是以心观物，以过去的经验为积淀，对事物进行感悟和体验。因此，直觉思维既有直观性，又有体悟性，是直观与体悟的统一。

中国传统直觉思维的直观和体悟表现在对宇宙人生的把握上。由于古代科学技术水平低下，对宇宙人生的认识不可能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对其整体与直观的猜测和把握。《周易》虽然包含着古人的辩证思维，但它首先是一种直觉思维，它通过对“日月之道普照周天”这一自然景观的直观，进而推演、猜测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把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概括为阴阳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在老子的辩证法中，直觉思维的内蕴也显而易见。《老子》辩证法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既是对宇宙发生学的朴素猜测，是对小国寡民式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所谓混沌未分的原始自然状态的直观，又是对社会、人生经验的提炼与感悟，是直观与体悟的统一。从汉代的宇宙论学说来看，无论是盖天说还是浑天说，都是在对天地朴素直观的基础上展开的丰富联想和想象。而《淮南子》的作者曾自称此书是“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天地之象”的直观与对社会、人生经验的体悟的相互渗透。

当然，从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到王守仁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都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直觉思维，而是重“心”、轻“物”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与程朱和王守仁不同，叶适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探究了由对事物的直观进入人的内心的思考。王夫之则通过论述与客体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同时，他还认为，形、神、物三者相遇，知觉才能发生，也就是说，只有人的感觉器官、精神思维和客观对象合在一起，才能产生知觉和认识，这实际上含有直觉思维的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直觉思维对宇宙人生的思考，更多地表现在直观基础上的对宇宙人生的一种猜测、感悟和体验，因而必然表现出模糊性和非逻辑性的特点。“它们都是从整体上认识事物、分析现象，从日常的生活经验出发，凭直观感觉方法思考问题。”[2]实际上，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点，以及儒道两家重做人而不重求知的传统，都可以体现出直观与体悟的结合。(www.xing528.com)

（二）特殊的“顿悟”

“顿悟”本来是佛教用语，是指“顿了”，与“渐悟”相对。从佛教含义来看，“顿悟”是指无须经过烦琐仪式和长期修习，即可豁然觉悟，把握佛教“真理”；“渐悟”亦称“渐了”，是指需经过长期修习，才能达到对佛教“真理”的觉悟。从“顿悟”和“渐悟”的层面来看，显然，直觉思维是一种特殊的顿悟而不是渐悟。

禅宗特别主张“顿悟”。这种“顿悟”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宋明理学，而且也对中国古代艺术产生了较大影响。有的学者认为，“悟”既是中国哲学的精髓，也是中国美学的核心，换言之，从直觉思维的角度来看，中国哲学和美学都离不开顿悟。正是由于“顿悟”，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不同于西方，一般不注重严密的逻辑，不寻根问底，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体验与感悟。比如今天仍备受青睐的传统文化中的格言警句，以及文学艺术中的“文眼”“诗眼”，这些大多是古人对人生、艺术创造的豁然开朗与大彻大悟，也是古人一种创造性的发现，或者说是灵感思维的结晶。

在分析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时，还需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传统的直觉思维有自己的历史特点，不同于现代所说的直觉思维。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虽然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虽然是“融天地于胸中，观古今于须臾”，但这种统一与融合不是主观符合客观，其重点不在于客观的求真，而在于统一于主观，即融客观于主观，侧重主观的体验与感悟。这种思维本质上缺乏对事物认识的实证精神，缺乏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第二，直觉思维的现代嬗变。如果说传统的直觉思维是古人试图对事物本质的直观，是一种朴素的认识论，那么从现代思维科学的角度来看，直觉思维实际上是思维主体以非理性的形式、非明显的逻辑推理的方式，对本质的一种直接、快速的整体洞察。乍看起来，直觉思维呈现出非理性的特点，表面上也似乎没有经过逻辑推理，但实际上，非理性中蕴含、积淀着理性，无逻辑的背后是闪电般的、快速的逻辑推理。因此，斯宾诺莎把直觉看作高于推理并完成推理知识的理智能力，通过这种能力，人们能认识到无限的实体或自然界的本质。但是，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直接主义者柏格森、克罗齐和胡塞尔等人一方面非常推崇直觉的认识作用，另一方面又把直觉同理性思维对立起来，并且贬低理性思维的重要性，这显示出其对直觉思维认识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