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观：阴阳五行的辩证思维

从思维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辩证思维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就已经自觉不自觉或地用朴素的辩证思维来认识世界；在中国古代，《易经》、老子、庄子和荀子，也都表现出较深刻的辩证思维。

（一）对发展规律的探究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求真、向善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体现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价值取向。人类要改造世界，就必须正确认识世界，中华民族同古希腊一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探讨世界的本原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在思维发展史上孕育着朴素的辩证思维。

在古希腊，泰勒斯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水，赫拉克利特把万物本原归结为火，德谟克利特则把它归结为原子，他们都试图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阐释世界万物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就开始探究世界万物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他们一般都把“气”看作万物生成的始基，同时把五行看作构成万物的基因，以五行来说明客观物质世界的起源及其多样性的统一。《国语·郑语》记载：“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甚至认为五行之间相生相克。总之，古人能从“气”或“五行”这些物质的存在出发，探究世界万物的生成，这不仅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思维，而且还蕴含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研究万物生成的同时，还探讨了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规律。《易经·系辞上》认为“生生之谓易”，其意思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生生不息。老子不仅肯定了万物从“道”演化而来，而且也看到了万物永恒的变动。宋朝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则指出：“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其中“变化无穷”可谓言简义丰，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永恒性。北宋张载还提出了事物发展变化中的渐化观点，认为事物的发展中有渐变过程，渐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事物显著的变化，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辩证过程。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则认为，天地之化日新，静也是“动之静”，揭示了事物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体现出比较深刻的辩证思维。

（二）对矛盾转化的揭示

中国的辩证思维从整体观点出发，从事物发展变化的角度，提出“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的观点，揭示了事物对立面的对立统一及其相互转化，这在辩证思维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易经》所蕴含的辩证思维来看，其内容已经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事物的对立面，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也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如阴阳、刚柔、大小、远近、出入、生死、祸福等，这些范畴的确立，无疑说明了古人已能从辩证的观点来分析把握事物。其中，《易经》特别强调阴阳对立面的交互作用，深刻影响了后世辩证思维的发展。

老子作为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大师，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对立面的统一及其转化。他在《老子·二章》中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在《老子·五十八章》中又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意味着老子充分注意到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同时也指出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关系。当然，老子未能洞察事物转化的条件、原因，这也反映了当时辩证思维的局限性。(www.xing528.com)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还提出了“相反相成”的概念。他在评价先秦诸子时说：“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程颐则认为：“消长相因，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此时在揭示事物对立面的同时，他还提出了极而必反的观点。可以说，前人提出“相反相成”的观点，揭示了事物之间相互对立又相互作用的关系，不仅反映了矛盾的普遍性，而且也体现出矛盾的对立统一性，这对于辩证思维的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

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及其对立统一，还深刻地表现在中国传统思维对“物极必反”的认识上，其思想萌芽可追溯到《易经》和《老子》。它们曾有着“日中则昃，月盈则食”“物壮则老”的观点。其后，《战国策·秦策》也指出：“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韩非子则认为万物必为盛衰，万事必有张弛。到了明清之际，在考察了传统的动静关系之后，王夫之指出“动极而静，静极而动”的辩证关系。中国古代对“物极必反”的认识虽然具有一定的循环论思想，但它毕竟蕴含着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时至今日，物极必反的观点对于我们把握对立面的统一关系，促进事物向着积极的方面转化，仍具有启迪作用。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每当社会处于危机需要变革时，进步的思想家总是用“穷则思变”的口号来号召人们投入改革大潮，这既是《易经》中“穷则变”的发扬光大，又是“物极必反”的一种特殊表现。

（三）对主客体作用的认识

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对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认识，除了表现在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以外，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天人关系。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承认、肯定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既看到了人类对自然的能动反作用，又注意到了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由于不能正确认识自然现象及其规律，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命运，古人特别相信天命，因此，人与天命的关系的转化也意味着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的转化。人与天命的关系，最初主要表现为人们消极地受制于自然，体现出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软弱无能。殷商时期，天命观念比较流行。到了西周，天命思想虽然仍然流行，但少数进步的思想家已开始对天命提出质疑，春秋时期更是开始否定其存在。如荀子在继承借鉴孔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这一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强调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使之为人类服务。刘禹锡则进一步提出“天人交相胜”的主张，认为人类和自然界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天的职能在于生育万物，而人的职能在于治理万物，两者既相互区别、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从而揭示了主客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

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来分析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还应该正确认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是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其实质是人类与自然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实现有机统一，这是古人运用辩证思维对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把握。对此，学术界一般都予以充分的肯定。与此相反，多数学者对“天人感应”则持否定态度。其实，“天人感应”固然有些唯心色彩，甚至有些迷信，但它却从另一层面说明了人与天的相互作用。“天人感应”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天人合一”，直接提出这一命题的是董仲舒。他认为，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也就是说，董仲舒把天看作有思想情感的人格神，“一方面它具有帮助君主威吓百姓，鼓吹君权神授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有用它来规范人君之政的作用”[1]。董仲舒甚至认为人的身体、情感与天相通，人的喜怒哀乐四种情感与春夏秋冬四季相应，这实际上是对天人互动关系的一种大胆猜测。

撇开神秘乃至迷信的外衣，从现代格式塔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天与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异质同构、相互沟通的关系。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讲“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实际上是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同构关系。从审美的角度看，人们对春夏秋冬等天象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艺术家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审美眼光对自然现象给予移情。陆机在《文赋》中就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从医学角度来看，天气的变化对人体的生理和心理都有着显著影响。如阴雨天气通常对关节炎、腰椎病等疾病有一定的影响，秋季对呼吸系统疾病有影响等。从天气对人的心理影响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得很好：“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岳阳楼，是“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相反，“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此时，“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可以说，范仲淹从自己切身的审美体验中，已经感悟出不同的自然现象对个人心理的不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