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观：以人为本的超宗教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文教化的特点，首先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具有超宗教的情感和功能。人类精神以神话和宗教为开端，这是当今学者们的共识。而宗教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对超自然的神灵的顶礼膜拜与狂热信仰，以求解脱现实中的痛苦和对世界的迷惑。在人类的封建时代，差不多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宗教的统治之下，唯独中国是一个例外。中国自西周开始就出现了“重民轻神”的思想。西周统治者的信条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在宗教的外壳里明显地孕育着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礼记·表记》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春秋战国时期，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更是破茧而出，独立地发展起来，并自此确定了它们在士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士文化的活动领域和研究对象集中在人文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立场，而把鬼神、生死之类的宗教问题置之度外。如孔子就告诫弟子：“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孔子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传统，得到后世儒家学者广泛的认同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许多思想家进而采取了无神论的立场。他们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至章》），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的封建时代，宗教始终占据统治地位，政教合一，甚至教权神权高于皇权。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宇宙的创始者和主宰者，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是万物之主，于是把一切都托付给“上帝”和“真主”，人与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绝对的依附关系。信仰外在的万能“上帝”和“真主”，遵守他们的诫令或旨意，把自我奉献给它们，在精神上与之合一，这是中世纪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特征。为此，在中世纪的西方哲学史中，许多唯心主义者都把论证“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当作哲学的重要课题。

与此相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则以弘扬理想精神为主旨，不仅排斥宗教，而且对宗教的有神论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传统，给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有力的支持。因此，在中国哲学中，不仅唯物论哲学家主张无神论，而且许多唯心主义者都与无神论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从先秦时代的老子、庄子到宋明时期的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无神论，排斥宗教，积极倡导和弘扬人的主体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非宗教的、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特点，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高于其他国家封建时代文化的突出标志之一。(www.xing528.com)

超越宗教，摆脱了神的控制，靠什么来支撑人们的精神信念和维系社会关系呢？那就是道德理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重视人文精神，而且还重视人文教养。在中国的历史上，维系社会的伦理道德，调节个人的心理平衡和精神社会，不是依靠外在的神的力量，而是强调通过主体内在的道德自觉来约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并通过自我的完善来维系社会关系。因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以礼乐精神为核心的人文教养。通过道德教育和礼乐的熏陶，从道德和艺术方面进行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的培养，从而使人不断地得到升华，进入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因而，从孔子开始就非常重视诗教和乐教，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孔子心目中，应先立志而后学诗，学诗而后知礼，知礼以后才能从音乐的启迪中去自觉地陶冶性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整理《诗经》，并把诗歌列为“六艺”之一。也正是从孔子的倡导开始，中国的诗歌，从先秦的《诗经》到唐诗、宋词，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以上四个基本特征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我们通过这四个基本特征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既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加以总结并批判继承的优秀传统，又有许多不可忽视的缺陷。如缺乏民主和科学精神，就是两大严重缺陷和消极因素。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呼吁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因为发现了传统文化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