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守常乐得与变革齐进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大陆型的农业文化，几千年来，以农为主，重农抑商一直是历代统治者积极推行的政策。农业文明简单重复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注重实际、追求稳定的特点。

黄河和长江孕育的华夏大地，土壤肥沃，四季分明，为早期先民们的生存繁衍提供了较为丰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尽管古代的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但人口与土地的比例适中，若无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乱，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也大体可以年复一年、世世代代地平静生活下去。这是一种简单而又重复、朴素而又实际的生产方式，长期生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的中华民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重实际而黜玄想、重稳定而轻变动的文化品格。老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寡人之于国也》）的仁政规划，陶渊明“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陶渊明《归园田居》）的优美田园风光，都是农业文明中生活理想的写照。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与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节奏息息相关。

一方面，“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思想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纯朴务实的民族性格。“利无幸至，力不虚掷”，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因此，即使在不从事农耕的士大夫中，“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王符《潜夫论·叙录》）也一直被大力提倡。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再生产过程与四季的有序轮回使中华民族对于“恒常”和“变易”的理解颇有辩证性质。“变”是一时，而“变”有道可循，“恒”才是远。这种“恒”与“变”的辩证关系使中华民族安土乐天，不喜变动。有人把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概括为“实用—经验理性”，并以此为基点对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法古守成、容易满足、求是务实等民族心理进行分析，总结出了许多较为准确的中华文化特点。

中国传统思想史中的“知行之辨”，是农业文明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际、轻视理论这一特点的深刻反映。在知行关系上，自孔子开始，虽然提倡知行兼顾，但实际上一直存在着轻言重行的倾向。孔子曾说过“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君子“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等。到了宋朝理学家那里，知与行的关系有了一些新变化，开始注重知对行的指导作用。无论是朱熹的“理在事先”，还是陆九渊的“心即理”，都抛开了实践而回到了个人内心的修养。明朝以后，王守仁针对理学的偏离现实倾向而提出了“知行合一”，但这里的知与行与此前的概念含义不同，有混淆倾向，企图把知提到行的并列高度。鉴于传统文化中“重行轻知”的特点，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的命题，对知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其目的在于指出革命者“先知先觉”的领导作用，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统一革命党内部的认识，加强革命团队的凝聚力，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与孙中山的“重知”具有相同的意义。(www.xing528.com)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与农业思想直接相关的范畴除了“知行之辨”外，还有对于“恒”与“变”关系的认识。在四季的有序交替中，农业生产周而复始，中华文化逐渐积淀出了重恒轻变、追求久远的特征。这种观念表现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甚至艺术的方方面面，如国家政治理论中的“五德始终”“天不变，道亦不变”，哲学思想里的阴阳轮回、五行相生相克，历史观中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处事原则中的“以不变应万变”，艺术审美中的“宁静致远”等，使“变”与“恒”结合，更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稳定”观念深入民族心理的深层。苏轼在《前赤壁赋》中论及人生的“无常”与“永恒”时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是对“恒”与“变”的生动描述。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际，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的观点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四大发明”即是实用技术高度发达的证明。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理论思辨的轻视也有不可否认的狭隘一面，在造就了有效的人生哲学和先进发达的实用技术的同时，也阻碍了思辨理性的发展和理论科学的进步。而追求稳定、不求变化的民族心态也养成了中国人在稳重的同时不思进取、知足常乐的惰性，限制了竞争与冒险，扼杀了民族生存发展中的蓬勃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