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地理优势助力中国传统文化生成

（一）地形地貌

中国位于地球上最辽阔的大陆——亚欧大陆的东侧，其东南濒临最浩瀚的大洋——太平洋，北部、西北部、西南部则深入亚欧大陆的中心，可谓海陆兼备，是一个“右高原，左大海，三面环绕”的大陆型国度。这里的人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转·宣公十二年》），创造出独具风格、丰富多彩的文化，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剧。当我们把中华民族数千年间生于斯、长于斯、创造文化于斯的这片空间置于世界地理的总背景下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特征：它的领域广大，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开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繁复多样，形成一种恢弘的地理环境，这是其他多数古文明的发祥地所难以比拟的。

人类的历史不仅是人类不断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辉煌奋进史，也是人类璀璨文化的发展历史。文化有各种划分，最重要的一种划分法是按照生成的地域划分为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海洋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大陆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两者代表人类文明两种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

海洋国家的生存环境是小小的海岛，提供给他们的生存资料是非常有限的，这就迫使他们向外扩展生存空间，而大海又给他们的对外扩展和交流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这样，一方面拓展空间的历史需要养成了海洋民族的扩张性和外向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长期频繁的民族和国家间的交流又促进了商业社会的形成，由商业文明又促成了自由、平等、法制的萌芽，进而又加速了都市文明的形成，科学、教育、文化和公共事业逐步兴旺起来。总之，海洋文化系统始终处于一种比较开放的动态状态，如在古代，埃及、巴比伦与希腊间，希腊与罗马间，就曾多次发生规模巨大的文化交融现象。

大陆文化的生存空间为陆地，陆地因受山岭、江河的阻隔而具有一定的狭隘性与封闭性。大陆民族因对土地的私人占有而产生封疆与世袭观念，又因土地占有的面积大小与山岳的高低形成等级制度。陆地是稳定的，农业社会要求稳定与风调雨顺。封建政权的代号为“江山”，即使说“四海为家”，也是以四海为边界；传统所谓“六合”“四方”，一般都不包括海洋，明清实行“海禁”政策，也把海疆排除在外。大陆文化虽然厚重、典雅、精致，但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封闭，保守，墨守成规，求稳、求太平，害怕社会变动。

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系统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中获得了比较完备的“隔绝机制”，所以，虽然从秦汉到隋唐，中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进行过颇有声色的交流，但中国古代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系统，而没有出现过类似于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被摧毁、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罗马文化因日耳曼民族南侵而中绝那样的文化“断层”。

（二）水域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发祥的另一重要优势还在于丰富的水域资源。如七八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在古代曾经是林茂草肥、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域，华夏先民在这里狩猎、放牧，进而发展农耕业，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流经黄土高原的黄河及其沿岸流域给中华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发源地，黄河被中国人民称为“母亲河”。黄河横贯中国东西，流域总面积达79.5万平方公里，像一头脊背隆起、昂首欲跃的雄狮，从青藏高原越过青、甘两省的崇山峻岭，横跨宁夏、内蒙古的河套平原，奔腾于晋、陕之间的高山深谷之中，破“龙门”而出，在西岳华山脚下掉头东去，横穿华北平原，急奔渤海之滨。黄河干流流经9个省、自治区，汇集了40多条主要支流和1 000多条溪川，流程约5 464公里，是中国第二长河。黄河上游的河谷地带，水源丰沛，灌溉便利，水草丰美，农业较发达，有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宁夏平原和“塞上米粮川”的河套平原。(www.xing528.com)

过去习惯于把黄河流域称做中华文化的摇篮，此说固然不错，但中华文化的发源地绝不仅限于黄河流域。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等猿人化石的发现，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几十万年乃至一百多万年前，已活动于东亚大陆的广大区间。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证明，不仅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乃至西南崇山峻林间，也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明史存在，这些同样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如长江流域从西到东约3 219公里，由北至南966余公里，四分之三以上的流程穿越山区，有雅砻江、岷江、嘉陵江、沱江、乌江、湘江、汉江、赣江、青弋江、黄浦江等重要支流。辽阔的长江流域，资源极为丰富，物华天宝，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故左河水作诗曰：“远似银藤挂果瓜，近如烈马向东发。断山削壁神龙剑，疏贯南国哺万家。”以此来歌颂长江哺育了华夏的南国大地。

自殷商起，中国正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此后，中华先民的活动地域愈益扩展。商人最早居住在山东半岛，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长期流动不定的商族人在商的第十代君主盘庚的率领下，从亳迁徙并定都于殷，商人的居住中心转移到了黄河流域。周人则崛起于陕甘高原，又在泾渭平原得到发展，进而向东挺进，克殷并经营洛邑，从偏处西土的部落发展为雄视中原的王族。与由殷人和周人所代表的中原文化相并列，楚人在长江流域发展了楚文化，使中华文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自春秋至战国，大体形成了三晋、齐、燕、秦、楚、越六大文化区，其地理范围大约包括秦长城以南，黄河上下以及长江南北。秦汉以后，由于民族的大融合与历代帝国的发展，终于基本确定了今日中国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土，为中华文化的滋生与繁衍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中华文化的繁衍地不仅领域广大，而且多条大江、大河的纵横，亦为其他诸古文化区所罕见。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三分之二，盆地和平原约占三分之一。山脉多东西走向，河流也因而多东西走向，故古时中国地形东西行较易，而南北行则较难，南北运河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运而生。

（三）气候条件

按地理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气温带进行分类，人类可以粗略区分为寒带民族、温带民族和热带民族。由于温带气候适宜，提供了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所以，暖温带——温带成为文明的发祥地和繁盛之域。“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1]而中国正处于北半球的温带—暖温带，地理环境提供了“自然之富，物产之丰”，这显然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得以滋生发达的一个先决条件。

中国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亚热带区域也不小，最南部伸入热带，最北边伸入亚寒带。丰富完备的气候带为农耕经济提供了多样发展的地理基础，如秦岭淮河以北成为以小麦、粟米为主要作物的旱地农业区，秦岭淮河以南成为以稻米为主要作物的水田农业区；同时，我国降雨量的大致趋势是东部充沛而西部稀少，这是东部为农耕区，西部为畜牧区的自然基础。中华文化内部的南北之别、东西之异，正是植根于这种与经济生活有密切依存关系的地理环境的土壤之中。

同埃及文化囿于尼罗河流域、巴比伦文化囿于两河流域相异，中华文化的滋生不是依托一个江河流域，而是拥有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气候、土壤等地理格局差异颇大的大区段。当黄河流域因战乱频发、士女南迁，以及垦伐过度、气候转向干冷等缘故而导致农业自唐以后渐趋衰落之际，长江流域上而补之，以其巨大的经济潜力成为粮食、衣被、财赋的主要承载地区，发挥了重要的文化补给作用。尤其是由于黄河流域靠近游牧区，一旦长城被突破，就可能被游牧人所征服，而这时，“长江天堑”便成为农耕人的又一道防线，拥有巨大经济潜力的长江流域可以为农耕文明提供退守、复兴的基地。而岭南的珠江流域、闽南滨海地带、云贵高原、台湾、海南岛等，更增添了这一回旋区间的丰富性和广阔性。中华文化绵延不断，没有出现像古埃及、古巴比伦、哈拉巴、玛雅等古文化那样的中绝现象，与这种阔大而繁复的地理形势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