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严厉的文化专制

明清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登峰造极的时代，文化专制亦空前严酷地钳制着思想文化界。

明清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是文字狱盛行。朱元璋以文字之“过”而“纵无穷之诛”，大批儒生、士大夫因文字而遭横祸。如浙江府学训导林元亮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之语，常州府学训导蒋镇所作《贺正旦表》中有“睿性生智”之语，朱元璋均以“则”为“贼”，以“生”为“僧”，认为是讥讽他参加过红巾军，当过和尚，从而大开杀戒。与此同时，明朝君主在文网周纳中大量使用特务手段，特务机构厂、卫以士人为重点侦伺对象，“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明史·刑法志》）。清朝文字狱更有过之，文人往往因“疑似影响之词，横受诛戮”。庄廷龙《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文选案，均是康雍时期发生的轰动全国的大案。(www.xing528.com)

明朝统治者一手推行文字狱，在文化领域制造恐怖；另一手则崇正宗，灭异端。朱元璋多次昭示，士人必须“一宗朱子之书”“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东林列传·高攀龙传》），又规定科举考试一律以朱熹的注为标准答案。于是，明初学术界成为程朱的一统天下，士子一味“尊朱”“述朱”，凡“言不和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名山藏·儒林传》），程朱理学被推上至尊地位。清朝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上也不遗余力。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全力铲除危及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异端”学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凡例”便开宗明义地宣布：“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在直接干预《四库全书》纂修的同时，乾隆皇帝还一手操纵长达19年的禁书活动，共禁毁书籍3 100多种，151 000多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在“书禁亦严，告讦频起”（王芑孙《洴澼百金方》）的强大威慑力之下，“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王芑孙《洴澼百金方》）。中国传统文化遭到自秦始皇焚书以来的又一次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