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览-中国传统文化概观

从唐末五代开始，西北草原大漠的游牧民族再次对中原农耕民族发动了规模巨大的撞击。伴随着宋王朝的建立，契丹、党项、羌、女真也相继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建立政权，形成了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的格局。13世纪初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崛起于大漠，剽悍的蒙古铁骑南征北战，在空前辽阔的版图上建立起了蒙古帝国。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于一个草原游牧民族之手。在这场瞬息万变的历史大变动之中，中华民族与传统文化经受了剑与火的锻铸，展示出包容万千的生命活力。

（一）游牧与农耕文化互动

宋型文化虽然细腻丰满，但在气魄上远不及唐型文化闳放。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尊称威慑周边各族，而宋太祖赵匡胤却对北方虎视眈眈的契丹束手无策，充其量只能中气不足地喝一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而他的后继者则在草原民族的强劲出击面前窘迫万分，手足无措。

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两宋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一方面，两宋人因被动挨打或国亡家破而产生的忧患意识，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李清照、岳飞、陆游、辛弃疾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无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下孕育的产物。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取到丰富营养。在辽朝，政治路线上采用“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百官志》）的政策；在文化路线上却遵循“单轨制”，即全面采纳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并沿着汉文化的轨道发展本族文化。以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作为其政治、文化的主导思想，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史记》《汉书》《贞观政要》等汉文化名著被译成契丹文字，广为流行。在北方建立金国的女真人，亦建立起以汉文化为主干的文化机构，表现出对汉文化的强烈渴求。建立西夏的党项羌人在和汉族的频繁交往与接触中，日益深刻地受到汉文化的熏染，任用汉族贤才，读汉族书籍，用汉族车马，行汉族法令。元朝忽必烈虽遇重重阻碍，但仍然坚持推行“汉法”。

在汉文化深深渗透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文化结构之际，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也并未迁移或放弃本民族的传统。如西夏，一方面有“汉礼”，另一方面又有“蕃礼”；为阻止女真汉化，金统治者鼓吹女真旧风，宣传“女真旧风最为纯直”（《金史·世宗纪》），甚至强制向汉人推行女真化政策。然而，在农耕世界的包围中，游牧民族文化的“汉化”是一个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文化的互动是由人的互动来完成的，中原的文化人大规模地流入游牧民族社会的各个层面，促成了各民族文化结构中汉文化主流地位的建立。

（二）元杂剧及其文化意义

元代是一个政治形势、思想现实严峻的时代，至高至尊的汉族朝廷被尚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践踏得支离破碎，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整个汉民族产生了自汉朝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但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精进的性格席卷南下，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宗法专制帝国文化输入锐意进取的精神因子。随着原社会僵硬躯壳的破坏，长期被严格束缚的种种与政治和宗法专制社会主体理论离心的思想情绪也乘隙得以暂时释放。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失去原有重心和平衡的混沌状态。虽然元统治者对汉文化体系中能够有效维系统治的正统意识形态也十分重视并加以提倡，但是，对传统理性和政治现实怀疑、漠视、厌恶乃至反对的心理与情绪，仍然执着地弥漫于社会各阶层之中，尤其是下层社会。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具象化，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杂剧。

元杂剧是一种在北方地方戏院本和宋金诸宫调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戏剧形式。余秋雨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中指出，元杂剧在精神上有两大主调：一是倾吐整体性的郁闷和愤怒，二是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前者如《窦娥冤》《蝴蝶梦》等剧，直接贴近百姓们渴求正义而不得的心态。元杂剧中鬼神相当活跃，他们惩治恶棍，执着申诉自己在人间所蒙受的不白之冤，这仍是一种倾吐郁闷与愤怒之情的方式；元杂剧中还有不少历史题材剧目，它们有的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干，有的以著名历史人物为主干，而对往昔的追忆与对历史的缅怀仍然是针对现实而发的满腔忧愤、满腹牢骚，是一种对足以使人民和民族为之一振的浩然正气的悠远的呼唤。元杂剧艺术家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倾吐郁愤，而且还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去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正是这种讴歌推出了一大批爱情婚姻剧，如“天下夺魁”的《西厢记》，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揭开了别开生面的一页。

元杂剧的繁盛，标志着中国戏剧艺术的成熟。自此，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一个“戏剧大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产生出来的艺术样式，元杂剧毫无例外地表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特征。从表现手段来看，元杂剧主要是以文采和音乐曲调来取得戏剧效果，其形式是叙事诗，其基调是抒情，而情节的推移，往往在戏剧构架中只有“过门”的性质。简而言之，元杂剧是借用市井文字的架构，灌注诗歌抒情的传统精神，这种风貌与西方戏剧的注重戏剧性、情节构造充满万钧张力显然大不相同，属于不同的文学样式。(www.xing528.com)

（三）规模盛大的文化交流

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是一个版图空前广阔的帝国。其疆域“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元史·地理志》）。在这片广袤的文化场中，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宏大的气势展开。

元帝国对亚欧大陆的征服，使中国西部和北部的边界实际上处于开放的状态，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大规模迁居中国，形成了“回回遍天下”（《明史·西域传》）的态势，一个信仰伊斯兰教，使用汉语而又浸润了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传统的“回回民族”渐趋形成。伊斯兰教在中华土壤上落地生根，不仅对我国回族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元朝中、西交通的开辟，为基督教入华创造了有利的气候和土壤。元朝时的基督教徒，即元人所称的也里可温，有两大派别，其一是曾流行于唐朝的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其二为初次入华的罗马天主教。景教在大江南北遍设教堂，其教徒遍及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山东、直隶以及广东、云南、浙江等地；天主教则首先立足于元大都，然后将传教触角从帝都向外扩展，教徒发展为三万余人。然而，元朝基督教虽盛极一时，但与中国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基督教自入中国本土，便与传统儒、道、释三教发生冲突。它虽然注意到要使用中国所熟悉的一些宗教语言和某些形式，但并未结合中国国情，没有像先行的南亚佛教那样实行根本性的中国化改造。而且在传播阵地上，基督教仅限于城镇而未深入农村，到广大农民中去寻求基础。凡此种种，皆决定了基督教在元朝思想意识系统中只能处于一个次要的、补充的地位。迨至元朝灭亡，后继王朝的统治者由于内外矛盾，改变了宗教宽容政策，而罗马教廷又在各方面的冲击下威势下降，基督教又一次绝迹于中原，退出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舞台。

亚欧大陆的沟通，亦为东方和西方旅行家远游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公元1275—1291年，中国大地上留下了南欧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足迹，这位威尼斯商人回国后口述了《马可·波罗游记》。书中，他用梦幻般的语言，向西方人娓娓动听地描述了中国的美丽、富饶和繁荣，从此，东方的中国成为了西方人心目中遥远的梦。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远渡重洋，开辟新航道，都是在全力追寻这样一个遥远的梦。这一时期，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有了新的拓展。航海家汪大渊两次航行印度洋，他称颂地跨亚、非的马克鲁王朝“兵马壮盛、居民富庶”。中国景教徒苏马在1287—1288年间充当伊儿汗派往罗马和巴黎的大使，游历欧洲，归国后，苏马将他的见闻写成游记，意大利和法国的奇风异俗都在书中得以展现。元朝中外文化交流虽在规模上远远超过前朝，但在东西方世界的相互认识上，却还处于浅显的“印象”层次，这显然与两个世界的接触仅仅局限于表层大有关系。双方的文化影响也只体现在“物质”层面，而非“思想”层面上。

元朝对外部世界的大规模开放，使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中国，他们之中有不少科技人才。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的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入中国科技界。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发展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基础上充分吸取阿拉伯天文学的优秀成果，制定了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授时历》；阿拉伯数码字在元朝由于回回司天台的使用，渐入中国数学界与中国社会；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经阿拉伯算学著作介绍，成了元朝数学书中的命题和结算理论；阿拉伯的医药和建筑也在同时期颇有影响力。

在外域文化传入中国的同时，由于蒙古人西征，中国传统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以蒙古军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为中介，传入阿拉伯，再传入欧洲，对欧洲社会的变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指南针传入欧洲，推动了欧洲航海的大规模展开，成为哥伦布等航海家地理大发现的必要技术手段。中国印刷术也在元朝时期经由蒙古统治下的波斯以及突厥统治下的埃及传入欧洲。15世纪中叶的威尼斯成为当时欧洲印刷业的中心。借印刷术之力，欧洲文化教育从修道院的狭隘天地中解放出来，为新兴市民阶级发动文化上的革新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中国历法、数学、瓷器、茶叶、丝绸、算盘等亦都通过不同途径西传，进入阿拉伯，进入欧洲。世界文化的总体面貌更为辉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