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异及概观

汉末董卓之乱，犹如一股强劲的旋风，使本已摇摇欲坠的汉王朝终于土崩瓦解。在军阀割据、王室贵族自相残杀之时，北方游牧人如洪水一般从高原横冲而来，同农耕人争夺生存空间。一场长达近四百年的战乱由此展开，政治舞台上角色的更迭如走马灯般令人眼花缭乱。在全国范围内，先有魏、蜀、吴三国鼎立，继之而起的西晋命祚短促。随西晋灭亡而来，在北方先有十六国割据，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更替；在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起伏更迭。

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格局，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生动活泼的文化多元的发展局面。

（一）玄学的兴起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玄学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玄学的产生是从西汉到魏晋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自从西汉后期儒学被定为一尊后，由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与阴阳五行学说杂糅搭配而成的、包罗万象的宇宙论，成为大一统的汉王朝巩固其统治的理论基础。与此相辅而行的是对儒家经典进行种种烦琐解释的“经学”。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这个包罗万象的宇宙系统论的神圣光环顿失光彩，经学也成为令人难以忍受的学问。统治阶级的腐败以及社会的大动乱更有力地宣布了儒学的“不周世用”和思想虚伪。在这样一种大时代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

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玄学在主体面貌上与两汉儒学大不相同。两汉儒学着眼于构建实实在在的王道秩序与名教秩序，玄学却以探求理想人格为中心课题；两汉儒学热衷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魏晋玄学却从汉代的宇宙论转向思辨深邃的本体论。玄学的兴起，对魏晋文化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玄学的思维特点是超脱多样化的现世实物而直接诉诸本体。对本体的思考，对无限的思考，当然不能依靠纯经验性的观察，而必须运用抽象的哲理，一股力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思辨新风注入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躯体，使之产生了新的勃勃生机。魏晋学术亦因此而富有谈玄析理的色彩。

其次，玄学虽然以超越有限达到无限为根本，但玄学家所说的达到“无限”，不是像西方黑格尔哲学那样以达到对“绝对观念”的纯思辨的抽象把握为最终目的，而是在现实的人生之中，特别是在情感之中，去达到对无限的体验，这就使玄学与美学内在地联结在一起，成为魏晋美学的精魂。魏晋时期兴起的“重神理而遗形骸、重自然而轻雕饰”的美学观念，以及新兴的山水诗与山水画等，便深深浸染着玄学风采。(www.xing528.com)

最后，玄学作为一种本体论哲学，其现实意蕴乃是对魏晋人所亟亟追求的理想人格作理论上的建构。在“贵无”思想的深刻影响下，魏晋士人或徜徉山水，“琴诗自乐”，追求一种“萧条高寄”的生活；或“动违礼法”“以任放为达”。陶渊明与“竹林七贤”便分别是以上两种行为方式的代表。在魏晋士人的推动下，老庄之学“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占据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进而铸造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二）文化的激荡

儒、玄二学在魏晋时期冲突甚为剧烈。玄学推出之初，便大有“与尼父争涂”的势头。玄学之士“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晋书·孝怀帝纪》），儒学之士则谴责玄学家“好谈老庄，排弃世务，崇尚放达，轻蔑礼法”（《晋书·卞壶传》）。但是儒、玄二学虽然相互排斥，却也有相互吸收的一面。一些儒者注意到老庄之学具有救名教伪弊之功，玄学中也出现了推动玄学向儒学靠拢的修正派。“儒玄双修”之士的大量涌现体现出那一时期儒、玄合流的趋势。

道教从诞生之日起便与老庄之学结下不解之缘，道家哲学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与宗教理论的主干。道家的创立者老子被奉为道教教主，庄子也被列为道教尊神。《老子》《庄子》二书被奉为道教经典，称《道德真经》与《南华真经》。与此同时，道教积极调和儒学，将儒学中的伦理精义纳入教义、教规中。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描述儒、道二教之关系为“儒家对道教不排斥也不调和，道教对儒家有调和无排斥”，确是中肯之论。

佛教和玄、儒、道的关系颇为复杂。大体而言，玄、佛一拍即合，到了东晋，玄学几乎完全融入佛教之中。范文澜先生将它们的关系概括为：“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教和道教互相排斥，不相调和（道教徒也有主张调和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冲突、相互融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强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