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泰效仿《周礼》创新西魏政权机构

宇文泰执掌西魏朝政后，命汉族人士苏绰、卢辩仿《周礼》制定西魏的政权机构，557年，正式加以推行。同年十月，宇文泰病死，年五十二岁，其子宇文觉于次年正月自称皇帝，遵行宇文泰根据《周礼》创定的制度，以“周”为国号，史称“北周”。“周”这一国号与其政治制度仿效《周礼》有关。后来，史家称赞宇文泰这一做法说：“摈落魏晋，宪章古昔，修六官之废典，成一代之鸿规。”（《周书·文帝纪下》）

宇文泰抛弃魏、晋以来不断发展成熟且更适应现实的政治制度，向业已过时的据称多少反映了西周古制的《周礼》寻找本政权的制度渊源，并不是盲目仿古，而是出于两个方面的目的。其一，创立一套健康有效的政权机构；其二，在文化上独树一帜，寻求西魏政权与东魏、北齐及江南梁、陈政权在文化上的抗衡。

魏晋以后，中央机构逐渐由秦汉的三公九卿向三省六部制发展，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作为中央三个最高权力机构，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尚书省作为最高行政机构，下分五部或六部，分掌全国政务。而原来的“三公”“九卿”并没废除，“三公”成为优宠朝廷老臣的职位，不干实事而地位尊崇；“九卿”及其机构成为尚书省各部之下的负责具体事务的分支机构。这种将新发展的机构与旧有的机构搅和在一起的办法，造成机构重叠及官员众多的局面，所以宇文泰“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

宇文泰等按《周礼》，中央设天、地、春、夏、秋、冬六个机构，分掌政府各方面的职能，即所谓“六官”，天官大冢宰作为“六官”或“六卿”之一，又有总管其他五官的权力。这样，机构简化，职责分明，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而且宇文泰本人作为天官大冢宰的天然人选，自然成为全国最高的行政长官，魏晋以来的三公或尚书令等，都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权力。精简机构与集行政权力于自己一人之手，这是宇文泰制度改革的实际成果。

改革政权机构还与官员的选拔程序密切相关。西晋以后，担任官职成了少数家族的特权，这些家族被称为“士族”。士族又分为不同的层次，那些职责轻闲、地位较高且待遇优厚的官职，由士族中的上层独占，被称为“清官”。低级士族人士只能做任务重、地位低、待遇差的“浊官”。军职，特别是低级的武官在这种选官制度下被视为最贱最“浊”的官职。宇文泰家乡所在的北镇兵士之所以在北魏末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叛活动，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北魏孝文帝重定士族、官分清浊，使他们地位一落千丈。

在西魏时期的战争环境中，宇文泰必须要提高军人的地位，同时还要将各阶层的精英纳入官僚队伍，消除统治阶层人为分层所引起的下层的敌对情绪。通过模仿《周礼》而创立的各政治机构，其行政设置与魏晋以来迥然有别，官名也按《周礼》分为卿、大夫、士等几种，官员级别划分也由魏晋以来的九品改为《周礼》的九命，这样，原有的被普遍接受的官职清浊之别，在新的官制体系下便无从查考。根据《周礼》，“士”也属于贵族阶层，从而使官员上下层之间人为区别而又统一于一个阶层之中，消除了士族制度下官员上下层之间及文官武官之间的冲突，有利于促进政治的稳定。

宇文泰在委托苏绰制定的治国方略中宣称：“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卑愚瞽。”反对士族因门第独占高级官职。又称：“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周书·苏绰传》）官僚机构少，则容易找到优秀的人来担任所有的职务，反之，则会挤进一些品行不正的人，政治便会混乱。这两个意见都在仿《周礼》而进行的政治改革中得到贯彻。(www.xing528.com)

《周礼》是基于西周时代分封制而勾画的制度，西魏并没有进行分封，在地方上仍照旧实行魏晋以来的州、郡、县三级行政的办法。宇文泰利用《周礼》进行政治改革，只不过为现实政治服务，并非不顾社会现实盲目复古，由此亦可得到证明。

自从秦汉统一以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分裂时代相互对峙的政权，都无不将全国统一作为自己的目标，分裂时代有抱负的政治家也以统一全国作为自己留名青史的最高理想，因而各个政权相互间不断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有政治、军事、经济的争逐，也包括在文化上相互夸耀，竭力表明自己为文明之邦，是华夏传统的正宗继承者，最有资格来实现全国的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不例外。

具体到宇文泰的时代，东魏、西魏、梁三个政权在政治、军事上互争雄长的同时，文化上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在这三个政权中，梁继承了东晋以来持续发展的文化遗产，梁武帝萧衍又积极地进行以“衣冠礼乐”即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建设，“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致使东魏执政者高欢因担心“士子悉奔萧衍”而不敢像宇文泰那样整顿吏治，改革政治。

相对于西魏来说，东魏的文化又发达得多。东魏的“士子”即知识分子们已能像南方的“士子”那样，谈论高深的哲学问题，写讲究音韵协调、文字华美的诗歌和文章，甚至不惜抄袭南方文人的诗文。关陇地区自从东汉末以来，一直是一个战争不断、各民族杂居的地区，文化建设几乎无从谈起。当宇文泰派军攻占江陵后，从江陵被俘至长安的庾信、王褒因诗文典雅、书法精美，在长安引起轰动，登门求教的人络绎不绝，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方文化对关陇“士子”强大的吸引力。作为政治家，宇文泰不容许这种状况存在，他必须在文化上独树一帜，配合政治、军事，与东魏及梁两个政权抗衡。

关中是西周的发源地，《周礼》被认为是为西周制度的记录，一直被儒家知识分子视为一切制度文化的源头。因而，宇文泰仿《周礼》制定西魏的政治制度，不仅有利于实现他改革政治的意图，也便于在文化上确立制高点，将梁及东魏在文化上的优势比下去。这一点在宇文泰改革文章风格的行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自西晋以后，流行一种讲究音节和谐而内容浮华的文体，南朝中后期达到顶点，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北方人士也竞相模仿学习。宇文泰对此极为反感。他命苏绰仿照中国最原始的典籍《尚书》的文体写成文章，要求官方公文必须照这种文体撰写。这样，关陇文化人不必再去学习模仿梁朝境内流行的“浮华”的文体和文风。尽管这一做法并没有多少实效，也未见得真正得到推行，却表明了宇文泰要在文化上压倒梁朝及东魏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