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相继三次发起对南齐的军事进攻,似乎并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文治政策上,引起后世的批评,当代的研究者也往往指责孝文帝破坏了南北政权之间业已出现的和平交往,是政策上的失误。就在孝文帝时,其军事行动也受到大臣们的阻挠。
494年,南齐执政萧鸾废掉皇帝萧昭业,自己当皇帝,南齐雍州刺史、镇守襄阳的曹虎一度打算背叛南齐,向北魏投诚。孝文帝决定亲自率军前往接应,而他最信任的两位大臣元澄、李冲则坚决反对。元澄等认为:刚刚迁都,从平城迁来的百姓还未能在洛阳安顿下来,没房屋住居,无粮食储备,在这种情况下征发他们去打仗,毫无士气可言;襄阳投诚者只派来一位使节通音讯,使节回去后,再无新的消息,情况不明。“无劳远涉,空为往返,恐挫损天威,更成贼胆”,反于自己不利。
孝文帝承认他们的看法有道理,但同时也指出:如果敌将投诚属实,就应乘机发军,即便不能就势消灭南齐,也可以寻机将北魏疆域推进到长江以北;如果敌将投诚不实,也可以就此巡抚边民,“使彼土苍生,知君德之所在”,安定边疆。(《魏书·元澄传》)孝文帝最终还是不顾大臣的阻拦,发兵进攻汉水以北地区,同时派军向淮河流域发起攻击。
事实上,孝文帝对南齐连续采取军事行动,是迁都洛阳后的必然选择。从地理位置上讲,洛阳并不适宜做分裂时代的都城,因为该地处于平原中,无自然的山脉河流可供军事防御,容易受到威胁。就北魏定都洛阳之初的形势看,南齐据有淮河流域及其以西的大别山区,据有汉水流域及桐柏山区,今河南西南部的南阳、信阳也在南齐的控制之下,河南西部的商洛地区也基本上由南齐统治。北魏迁都洛阳,使南方政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军事压力,更积极地强化对上述地区的控制,使洛阳随时面临攻击。如果洛阳出现不稳的局势,孝文帝迁都及汉化政策亦将无法付诸实现。
孝文帝本人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有清醒的认识。针对李冲请求他不要亲自率军出征的意见,他指出:“朕之所虑,乃有社稷之忧,然咫尺寇戎,无宜自安。”“取南之计决矣,朕行之谋必矣。”(《魏书·李冲传》)(www.xing528.com)
通过一系列战争,北魏终于彻底将南齐的军事活动区域死死地限制在淮河以南地区,并夺得信阳、南阳等城,使洛阳周边防御体系得以完成,洛阳得到巩固。499年正月,南齐大将陈显达率军进攻沔北,孝文帝当时已身患重病,仍坚决亲自率军前往迎敌,最后病死于行军途中。
在战争过程中,孝文帝不再像北魏前代皇帝那样,将俘虏的敌方兵士及掳掠的平民赏赐给将士做奴隶,也坚决禁止军队在进入敌境后的掠夺行为。进入敌境后,如因军事需要必须砍伐百姓的树木,也要留下丝绢作为报偿。孝文帝还亲自接见新占有地区的老年人,给他们提供生活保障。这些行动也赢得边境地区百姓的好感,使他们心向北魏。
由于孝文帝的军事行动和收纳民心的举动,短短数年之间,洛阳周边地区便被完全稳定地置于北魏统治之下,“京师天固,与昔不同”(《魏书·世宗纪》)。所以当他死后,其子宣武帝元恪将北魏官府机构全部从河北邺城迁到洛阳,使洛阳真正成为北魏完全意义上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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