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谏阻迁都，避免北魏危机

北魏在定都平城的同时，以拓跋部为首的鲜卑各部落也从塞北草原地区迁至平城一带，北魏政权还从中原及其征服的地区强行迁徙数十万人到平城附近，大同盆地一下子涌入大量人口，生活资源的供给顿显紧张。尽管北魏统治者在平城四方五百里的范围内推行“计口授田”，积极发展农耕，但时常发生的旱灾仍不断困扰着聚集于平城的人们。

北魏虽然可以从当时农业经济最为繁荣的河北一带收取租赋，但收到的粮食必须翻越太行山险才能运抵平城，这是一项艰难而难收实效的工作。415年，平城一带又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旱灾，秋天几乎颗粒未收，太史令王亮、苏垣因此向拓跋嗣建议，将都城迁往邺城（今河北磁县），声称迁都不仅可以解燃眉之急，还可使北魏政权享受长达五十年的大好时光。

这时担任博士祭酒的崔浩对迁都的提议表示反对，他认为只要坚持到来年春天，青草滋生，牲畜产乳，加上蔬菜水果，便可以接上秋粮，只要来秋不再歉收，危机自会消失。针对勉强糊口充饥也不能拖到来秋的严酷事实，崔浩主张将部分极贫穷的人家遣送至河北平原“就食”，来秋如仍旧歉收，可以再想办法，只是不能迁都。

应该说迁都邺城是将政治中心与河北平原这一经济中心区结合在一起的最好选择，直到493年孝文帝将都城迁至洛阳以前，平城的北魏统治者因为政治中心城市与经济中心区域的分离，长期为解决平城地区日益增加的人口的吃饭问题而绞尽脑汁，有时甚至在平城的大街上还出现饿死者的尸体。

而从政治上考虑，崔浩当时谏阻迁都有足够的理由。他说：

“假如国家迁都到邺城，只可以度过今年的饥荒，却不是长久之计。京师东面各州的百姓，常以为国家拥有广袤的草原，人口和牲畜不计其数，多如牛毛。如今要留下部分人守旧都，再分出一部分南迁新都，恐怕不能遍布于各州。而且将南迁的人分散于郡县，安家于林间野地，不服水土，疾病死伤，这种事果真发生，百姓便会丧气，邻国也会因此轻视欺侮我国。西边的赫连勃勃和北方的柔然必定会联合进攻我们，云中及平城一带就相当危险。邺城与平城相距千里之遥，加上恒山、代地道路险峻，即便想援救，进军也非常困难。这样一来，声望和实力都将受到损害。现在我们定都于北边，假如恒山以东的地方发生事变，便可轻骑南下，驰骋于平原之中，有谁弄得清楚究竟有多少兵马？百姓们看见骑兵扬起的尘土，也会恐惧而臣服。这才是我国用武力制服中原的最佳策略。”(https://www.xing528.com)

崔浩这段话主要谈到当时北魏两大政治难题：一是柔然和匈奴夏政权的军事威胁，一是如何稳定对河北平原的统治。柔然和夏政权都拥有骑兵作战的优势，而且都与北魏毗邻，它们从北方和西方可以迅速地进军至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和平城一带，如迁都邺城，将使北魏无力保护其政治军事所依托的这一中心区域。

北魏当时还主要依靠鲜卑族人组成的军队，平城地区居住的鲜卑族人最大限度只能组建十五万人的部队。北魏据有河北后，沿太行山麓有不少少数民族部落经常起兵反抗，河北平原上的汉族群众对这个新政权犹存敌意，北魏在邺城、中山（今河北定州）驻军镇压，但全部驻军不过一万人，控制河北所倚仗的正是不时从平城南下的骑兵。在崔浩看来，以为数不多的鲜卑人，再分出一部分随迁邺城，北魏军队的神秘性将会减退，难以控制整个河北地区。

实际上，崔浩否定迁都还有更充分的理由，只是他没有明说。迁都建议是由王亮、苏垣提出的，从他们的姓氏与所担任的太史令一职看，应属汉人。对于在后燕灭亡后被迫从河北迁到平城的汉族人来说，平城实在是一个让他们难以忍受的地方。有一首题为《悲平城》的诗歌说：“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魏书·祖莹传》）这大致反映了平城地区汉族人的心态，习惯于阴山南北草原生活的鲜卑人对此是难以理解的。后来孝文帝迁都，不少鲜卑贵族畏惧南边的“暑热”，自愿待在北边，甚至密谋武装反叛。如果明元帝拓跋嗣贸然迁都邺城，鲜卑族人势必会起而阻挠。他们作为当时北魏政权的政治基础，不可能没有生活上的保障，也体会不到从河北迁入平城的汉族群众的饥饿之苦，他们不久前才从云中、阴山南北迁到平城附近，现在又要让他们向更南的邺城迁徙，反叛的规模必然会比孝文帝迁都所遇到的要大得多。

总之，迁都意味着北魏将面临危亡和政治动荡。拓跋嗣赞同崔浩的观点，否定了迁都之议。次年，平城地区获得大丰收，饥荒亦因而缓解，崔浩因此得到皇帝御衣一件及绢五十匹、绵五十斤的赏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