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为何与刘、石断交:魏晋南北朝韬略揭秘

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卷一八中称：“东晋君臣虽偏安江左，犹能卓然自立，不与刘、石通使。旧京虽失，旋亦收复。视南宋之称臣称侄，恬不为耻者，相去霄壤矣。”所谓“不与刘、石通使”，是指东晋政权拒绝承认西晋灭亡后匈奴刘渊与羯人石勒在黄河流域建立的政权，不与其互通使节。

据《晋书·成帝纪》记载，咸和八年（333）正月，石勒遣使者带着礼物到江东求和，成帝下诏将币帛焚毁。“焚币拒和”的行为被后人渲染为东晋君臣抗御外族、卓然独立的壮举。尤其是南宋时，南宋政权与不顾徽宗、钦宗二帝被金人俘虏之辱，与之议和，甘当儿皇帝。南宋人读史时追昔抚今，伤悼本朝，往往有感而发。钱大昕所言则是踵南宋人之言论。

东晋“不与刘、石通使”，除了表现东晋君臣的民族气节外，还有微妙的现实政治原因。

东晋政权与刘渊、石勒的关系要追溯到“八王之乱”后期。当时，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对峙，在胡族中各自结党羽为援，借用外族的力量杀伐异己。304年，司马颖遣将军石超率军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县西南）击败司马越军队，将晋惠帝挟持到邺城。荡阴之战后，司马越的党羽幽州刺史王浚，与司马越之弟并州刺史司马腾，共同起兵讨伐司马颖。王浚率鲜卑、乌桓突骑南下攻邺。后来司马越西迎惠帝，王浚又以鲜卑、乌桓突骑为先驱。幽州的鲜卑、乌桓，尤其是其中的鲜卑段部，成为一支在王浚控制下遥助司马越逐鹿中原的重要力量，也成为以后影响江东政治的一个因素。

王浚、司马腾起兵反司马颖之时，匈奴首领刘渊随司马颖在邺，他请求为司马颖发匈奴五部兵，以迎击司马腾、王浚，得到允准。待到刘渊起兵时，司马颖已经失势，匈奴军队虽然打着司马颖的旗号，实际上是一支独立的军事、政治力量，将其锋芒始终指向司马越及其所属诸军。

为了对抗匈奴刘渊之众，司马腾在并州，乞师于晋北的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兄弟，企图借拓跋部力量从北面对匈奴进行牵制。以后刘琨代司马腾镇并州，同样依靠鲜卑拓跋部为援，还与幽州的鲜卑段部保持密切关系。(www.xing528.com)

成都王司马颖入关后，被迫取消了皇太弟称号。留在邺城的司马颖故将公师藩起兵，声言拥颖反越。流落冀州的羯人石勒联络马牧帅汲桑及其他胡人起兵，投入拥颖反越的公师藩军队。公师藩被杀后，汲桑、石勒继续拥兵反越，并且与并州的刘渊结合，成为司马越在东方的劲敌。

总之，“八王之乱”的最后一幕，即司马越与司马颖的对抗，由于各种势力的参与而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不再是单纯的诸王之争。对垒双方，一方为成都王司马颖、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等，另一方为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和鲜卑段部等。敌对双方阵线分明，冤冤相报，屠杀愈演愈烈，仇恨愈结愈深。永嘉五年（311），石勒迫杀王衍和大批王公名士，焚烧司马越尸体。匈奴刘渊、刘曜则与石勒配合，先后俘虏了司马越操纵的晋怀帝以及司马越之侄司马保在长安树立的晋愍帝，使司马越在北方经营的政治势力彻底覆灭。

司马睿是奉司马越之命出镇江东的，因而东晋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司马越、王衍势力派生出来的，它与刘渊、石勒等司马越、王衍的死敌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所以，东晋政权定“不与刘、石通使”为国策，势在必行。

司马睿、王导不但继承了司马越、王衍执政时期形成的与刘、石对抗的政策，也把北方存留的拥越反颖势力，包括一些氏族势力，作为自己的盟友，与他们共抗刘、石。而在洛阳沦陷后的中原地区，匈奴、羯胡猖獗，能够暂时抵挡他们的是曾与司马越、司马腾相结合的鲜卑段部和鲜卑拓跋部。当司马睿登基时，领衔劝进的也主要是在北方抗拒刘、石的人物，如刘琨、段匹殚、邵续、慕容廆等，其中多数人过去曾与司马越有过联系。因此，东晋不与刘、石通使，除历史原因外，更有着现实的考虑。这既是联络北方盟友，借以牵制匈奴、羯胡势力的需要，也是团聚北来士族和流民、网罗人心、稳固自身政权的需要。否则，东晋政权就会失去其立国安邦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