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宗室分封,不任人任势

司马氏是河内儒家大族，所以总是想实践儒家理想化的西周分封制。在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看来，正是由于秦王朝消灭了分封制，汉承秦制，才出现东汉末年天下土崩的局面，解决之道便是恢复周代的五等分封之制。这种似为复古的论调，很符合当时世家大族巩固对已占有土地的要求。世家大族拥有部曲、占有土地和大量依附人口，与中央政府是离心的，曹魏加强中央集权，所以司马朗的话当时未被采纳。

西周分封制

秦朝郡县制

司马懿控制了曹魏政权后，他们有机会实践司马朗的理想了。特别是曹魏政权为司马氏夺取，许多人认为就是由于曹魏压制宗王，外无强藩所致。曹魏咸熙元年（264）五月，司马氏控制的朝廷便颁布了恢复五等爵的法令，抛弃秦汉实行的二十等军功爵，实行王、公、侯、伯、子、男五等分封之制，给效忠司马氏的官僚按功劳大小加封爵位，为“禅让”做准备。

司马炎建立晋朝的同年，泰始元年便大封同姓诸王，司马懿一辈的兄弟子侄，二十多人受封为王。诸王以郡为国，邑两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国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下两军，国兵三千人；邑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国兵一千五百人。试图以此巩固司马氏的天下。

分封令虽已制定，王也封了，但真正的王国仍未能建立起来。诸王仍愿意在都城当官、享受，而不是到封地去“君国临民”。于是不少人又发表意见，认为应当切实地按制度，在西晋国家内建立起一个个小王国。如段灼建议：“诸王宜大其国，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势足以相接，则陛下可高枕而卧耳。”（《晋书》卷四十八）刘颂称颂晋武帝分封诸王：“超秦、汉、魏氏之局节，绍五帝三代之绝迹。”（《晋书》卷四十六）

在刘颂看来，晋武帝分封宗氏诸王的办法，是任势不任人的妙策。任势即任诸侯，任人即任郡县。他以史为证，说明分王宗室的好处：夏、商、周三代时都列爵五等，开国承家，藩屏帝室，国祚短的五六百年，长的将近千年。秦王朝罢废诸侯，设置郡守县令，子弟不分封尺寸土地，孤立没有辅佐，二世而亡国。汉朝是分封诸侯与设置郡县并行，前、后汉各立国两百多年。考察它们衰亡的轨迹，都是因同姓失职，诸侯微弱。吕后专权时，多亏齐国、代国诸侯的外援才使社稷安宁。七国叛乱时，多亏梁王国抵御，才平息变难。王莽能擅权篡位，就因七国叛乱平定后，削夺诸侯威权，使其变成了个土财主。光武帝虽封树子弟，但不建成国之制，所以国运也不长。魏承汉制，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所以国家很快倾覆，天命移到了大晋。至于夏、商，根本没有所谓五等分封，刘颂不是史学家，不必较真。(www.xing528.com)

刘颂主张强化诸侯王国制度，上疏说：

“为社稷计，莫若建国。夫邪正逆顺者，人心之所系服也。今之建置，宜审量事势，使诸侯率义而动，同忿俱奋，令其力足以维带京邑。若包藏祸心，惕于邪而起，孤立无党，所蒙之籍不足独以有为。”（《晋书》卷四十六）

刘颂的这个建议在武帝晚年是实行了的。当时几个控制大的方镇的宗室王都扩大了食邑，如汝南王亮、秦王柬各自食邑八方户，成都王颖食邑达到十万户。晋武帝平吴后沉湎酒色，不理朝政。他以为实行了刘颂的头头是道的建议，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宗室王在武帝晚年都被勒令回到自己的封国。一来他们离开京城，便不可能过多地干预朝政，即使在封国内造反，也成不了大气候。按刘颂的说法，孤立无党，不足有为。二来京城如果发生异姓对司马氏的不忠或图谋不轨的行为，在封国内的宗室王们不会坐视不管，他们必然会动用王国的力量，参加勤王行动，所谓“其力足以维带京邑”。

总之，西晋推行的分封，面对的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何保证地方上有足够支持司马氏政权的力量，又如何保证这些力量又不足以对皇权构成威胁。这反映出西晋政权政治基础薄弱，未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必须扩张家族势力。但一旦分封他们的皇帝去世，新皇帝上台，这些拥有势力的宗王能否效忠新皇帝，颇成问题。幻想宗王们互相维系，使反叛者成不了气候，则纯属一厢情愿。

晋武帝死后，杨骏以皇后之父身份辅政惠帝，由于他目光短浅，贪恋权势，想参与朝政的贾后便招引宗室王，发动了宫廷政变，将杨氏一门全部杀掉，杨骏的亲党被杀了几千人，朝权落到了贾后及其亲党和几个宗室王的手里。贾后想专朝权，便设计杀掉了一起掌权的宗室王。她能专权依仗的就是惠帝智能低下。这种局面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皇权集中，因为贾后是附托在惠帝的身上发号施令。后来她废杀惠帝唯一一个儿子司马遹，皇位继承人空缺，宗王们便自称“皇太弟”“皇太孙”，为争夺皇位大打出手，形成“八王之乱”。虽然最后抢到皇位的人确实是姓司马，但西晋的统一局面也因此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