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虽然统一全国，但危及统一的因素仍然存在，其中民族问题最为棘手。
秦汉以来，处理周边少数民族问题，一直是统治者头痛的问题。秦始皇派蒙恬率二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及修筑万里长城，是大家熟知的事情。汉高祖与匈奴和亲，绥靖边疆，与民休息，也是为了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汉武帝利用文、景二帝积累的财富，北击匈奴，西南开西南夷，西通西域，将汉帝国国力耗尽，几乎崩溃。东汉时匈奴衰落，款塞归附。而西北羌人涌入内地，与汉人杂处，到东汉中期，受到欺压的羌人不断暴动，东汉政府耗费大量钱财，损兵折将，一直未能处理妥当，成为东汉衰落的重要原因。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原哀鸿遍野，许多人逃往塞外，有些军阀与北方少数民族首领勾结，借其武力，壮大声势。曹操北击三郡乌桓，就是为彻底消灭袁氏势力。曹操为了增加中原人口，曾大量移徙边境人口到内地，如经略汉中地区时，将武都地区的氐人迁到秦川；击败蹋顿时，将三郡乌桓强制迁徙到内地。经过政府的主动迁徙和边境各族主动迁入，各少数民族人口急剧增加。他们迁入内地，与原有居民杂处，生存资源的争夺以及风俗习惯上的差异，矛盾冲突在所难免。而迁入的少数民族居民，最初未纳入当地政府户口管理，一些地方长官将他们视为生财之道，对他们加以勒索，甚至强行抓捕，卖为奴婢。这使少数民族人民更强化族群观念，视中原人为敌，一些少数民族首领也利用这种仇恨，为自己谋取利益。西晋建立后，西北地区爆发过多次少数民族联合暴动。于是，“徙戎”——即将内迁的少数民族人口迁回到他们的原住地，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成为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理想办法。
首先提出“徙戎”的是侍御史、西河人郭钦，他在刚刚灭吴后给晋武帝上疏说：
“戎狄强扩，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晋书》卷九十七）
郭钦的说法，反映了民族问题的紧迫性。当时西北即今陕、甘、宁，各郡都有少数民族聚居。匈奴人亦即“胡”，已聚居于平阳、上党即今山西汾河谷，已非常接近都城洛阳。郭钦希望晋武帝利用灭吴之威，将逼近洛阳的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等郡少数民族人口迁出去，严格禁止他们迁入，以期“裔不乱华”。其建议未被采纳。
晋惠帝继位后，匈奴人郝散造反，进攻上党，杀死当地地方官员。后来郝散率部投降，但冯翊都尉失信而杀之。于是，郝散的弟弟郝度元与冯翊、北地的羌人、匈奴人一起反叛。秦、雍二州的氐、羌人也纷纷加入到反叛队伍，他们共推氐人齐万年为皇帝。西晋动用了大量军队，最后让孟观率领中央禁军出击，才将以镇压。这件事给当时担任山阴令的江统更大震动，因而写了一篇长长的论文《徙戎论》，全面回顾民族问题产生的背景，阐述现实的严峻，并提出一系列“徙戎”的具体办法。
江统反复阐述蛮、夷、戎、狄四方少数民族只能与中原人民分居的道理。用历史事实说明少数民族，特别是戎、狄“弱则畏服、强则侵叛”的规律，建议西晋政府“待之有备，御之有常”，使“境内获安、疆场不侵”。（《晋书》卷五十六）他用史实指出少数民族内迁的危险：东汉马援讨平叛羌，将其余种迁徙到关中，居住在冯翊、河东空闲地区，但几年后，随着羌族人口的增加，势力的壮大，对汉族欺压的不满，便在永初年间开始叛乱，战争持续了十年，将东汉国力耗尽，成为东汉中期最大祸患。他认为像关中那种土沃物丰的地区，不能让戎狄居住，理由为：(www.xing528.com)
“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晋书》卷五十六）
江统认为这样做，即使戎、狄有叛乱之心，因关山阻隔，远离中原，危害也不会很大。他又分析了现在实行徙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并州的胡族，他也很不放心，说这部分匈奴人：“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晋书》卷五十六）提醒晋政府注意。这正如郭钦所担忧的，胡骑从平阳、上党不用三天就可到达孟津，逼近都城洛阳。这一建议，晋政府没有采纳。
面对西晋时西北少数民族叛乱的形势，郭钦、江统等人忧国之情可以理解，他们加于少数民族身上的言辞，乃时代性与阶级性使然，无需多论。他们“徙戎”的建议，虽有其现实意义，却悖于时代潮流，根本无法实现。
从东汉中期以来，随着大气环境的变化，气候由先前的暖湿转为干寒，自然灾害与疾疫多发，北方边地人口剧减，草原上的匈奴人就是被这种自然变迁所逼，主动西迁，而非被东汉政府击败。在这种剧烈的自然环境变迁中，高纬度的居民向低纬度地区迁徙，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无可阻挡。如江统所说，仅关中一百多万人口中，“戎狄居半”。将一半的关中人口迁走，如何安置？能否实现？强行迁徙只能促其速反，迅速颠覆西晋统一国家。
“徙戎”之论反复出现，后世也有人批评晋武帝不能接受有识之言，造成后来“五胡乱华”的恶果，都未能明了当时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本着传统“华夷有别”的观点看问题。不过，要西晋时期的统治者如后来的唐太宗那样，抛弃“贵中华而贱夷狄”的心态，“贵之如一”，协调好民族关系，处理好统治者内部关系，也不现实。
问题提了出来，解决之法却难以进行，民族矛盾愈演愈烈。西晋后期，统治者争权夺利，纷纷拉拢少数民族首领加入自己的阵营，主动让他们武装起来，最终造成国破家亡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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