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韬略：点代面，据险守三边

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基础。此后，曹操致力于北方事务，平定了关中地区，并曾一度夺取汉中；孙权夺取了荆州大部分地区，大体上实现了“全制长江”的战略目标；刘备则进军西川，立足于巴、蜀。三国鼎峙不是完全静态的，而是相持中的动态对抗。三国中的每一方都试图削弱另两方，以便在竞争中超出。因此，大规模的战争在三国之间时有发生，这时，正确的对敌战略对每一方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时的基本形势是：魏国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势力强大的“上国”，吴、蜀相对要弱小。因此，吴、蜀两国通常采取联合对敌的策略，共同抗衡魏国。就魏国而言，它虽然势力强大，但边境拉得过长，吴蜀联盟往往配合行动，在西北、东南、西南同时举兵，使它在任何一面的行动都受到牵制。魏国要对抗吴蜀联盟，也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对敌方案。

经过曹操、曹丕时期对蜀、吴作战的实践，到魏明帝曹叡在位期间，魏国确定了以点代面、据险守卫三边的防御战略。在西北魏蜀边境，缘秦岭主要山口，魏军扼守祁山——上邽、散关——陈仓、斜谷等关隘，以逸待劳，击退了诸葛亮的多次大规模进攻。在东南魏吴边境，魏军镇守合肥、寿春两个前线据点，与吴军周旋，往往使吴军无功而退。在西南边陲，魏、蜀、吴三国势力呈胶着状态，但魏军镇守襄阳、宛（南阳）两个据点，蜀、吴便不得北进。

魏明帝太和二年（228），诸葛亮由汉中出兵祁山，首次北伐攻魏，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应亮。由于这是蜀国沉寂多年后的第一次攻魏行动，魏国君臣尚无成熟的应敌战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应发动大军，进入秦岭以南的南郑，威胁蜀国。中书令孙资剖析了自曹操以来对蜀、吴作战的形势，对明帝说：

“武皇帝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挠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兴发。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慑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三国志》卷十四注引《资别传》）

孙资的建议考虑到了两个基本情况。第一，自曹操以来，蜀国据山险而守，吴国划长江而治，都易守难攻；第二，“守战之力，力役参倍”。若大举进攻蜀国，吴国必定相机而动，魏军两面作战，力役耗费巨大。因此，对于魏国来说，动用常备军队，分命大将把守关隘，就足以击退任何强敌，这无疑是上策；而在平静的实力竞争中，魏国只会日益强大，吴、蜀则相对衰弱。魏明帝采纳孙资的意见，放弃了大举进攻蜀国的打算，让大将军曹真率军驻屯于郿，左将军张郃率军抵御诸葛亮。张郃攻下蜀军战略据点街亭，迫使诸葛亮退军。以后，诸葛亮又多次出兵攻魏，试图寻机与魏军决战，都被魏军用坚守退敌的办法破解。(www.xing528.com)

在东南边境，合肥城是重要的军事据点，它与吴国东关、濡须等江北据点对峙。这里是魏吴交兵的主要战场，先后发生过许多大规模的战争。寿春则相对靠后，与合肥形成呼应之势。青龙元年（233），征东将军满宠建议在合肥城西三十里另造新城，他上疏明帝说：

“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三国志》卷二十六）

满宠的建议，集中表达了以点代面、据险防御的战略思想，而新城处于山险之地，使擅长水上作战的吴军无计可施，自然更能扬长制短。经过反复商讨，魏明帝批准了上述建议。当年，孙权率军出江北，打算合围新城。因为新城远离水道，孙权接连二十多天都不敢下船登岸。次年，孙权率军号称十万，进攻新城，被满宠击退。在这次战役前，明帝下诏给满宠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三国志》卷三）再次确认了以点代面、据险守御三边的战略。

在西南边陲，自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兵败樊城，吴国夺还荆州以后，三国势力在这一带互相牵制。魏军镇守襄阳、宛两个据点，就足以捍卫边境。

以点代面、据险守御三边，是魏国在三国鼎立局势下的相持战略。它以三国持久对抗为局面依据，以古代战争中突出的地形争夺为战略支点，是切实可行的。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魏国以逸待劳，抗御了吴蜀联盟的东西夹击，尤其是挫败了诸葛亮以攻代守的北伐之举，使之徒然劳师伤民。与此同时，魏国广兴屯田，发展生产，在实力竞争中日益超出吴、蜀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