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创业霸主来说,成功的用人策略是必不可少的,所谓“知人善任”。袁绍能够迅速成长为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是有其过人之处的。史载袁绍“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可见他是很善于笼络人才的。但是,笼络人才是一回事,任用人才又是另一回事。袁绍得人才而不能恰当地任用,正是他最终失败的症结所在。
田丰、沮授都是河北名士,又都以“权略”著称。袁绍夺取冀州后,将他们辟为僚属,让他们参议军政大事。田、沮二人在一系列重大决策方面都提出了深刻而精当的意见,假如袁绍能够察而用之,那么,他完全可能最终成就霸业。不幸的是,袁绍却做不到这一点;相反,在谋臣们的不同意见中,他往往倾向于错误的一方。由于袁绍的一连串失误,终究使曹袁之争的胜负天平向曹操倾斜。
兴平二年(195),汉献帝从关中回到河东郡,沮授建议袁绍“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三国志》卷六注引《献帝传》)这的确是一个把握全局的政治战略,袁绍也准备接受。但是,郭图、淳于琼却认为,“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尽管沮授一再强调应从大局着眼,若不尽早行动,必定被别人抢先,袁绍还是放弃了奉迎天子的打算。待到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收到实际政治效果后,袁绍醒悟过来,已是后悔莫及。
袁绍有三个儿子,长子袁谭为人聪明,小儿子袁尚长得俊美。这两人同父不同母,袁尚之母是袁绍的后妻,颇受袁绍喜爱,因而对袁尚有些偏爱。占据河北四州后,他先让袁谭出任幽州刺史,后又让袁尚出任青州刺史。沮授认为兄弟继承人的名分不定,必成相争之势,援引“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的古训,要求袁绍收回成命,否则“必为祸始”。袁绍不但不接受,反而又让次子袁熙任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任并州刺史,并称此举是“吾欲令诸子各据一州,以视其能”。后来,袁绍兵败病死,临终立袁尚为继嗣,袁谭、袁尚果然互争雄长,连年攻伐,导致袁氏集团彻底覆亡。
袁绍打算出兵攻打许都,沮授、田丰建议袁绍对曹操先礼后兵,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在作战方略上,主张以重兵镇守黎阳,压制曹军,然后分遣精骑,抄袭曹军两翼,在持久战中拖垮曹军(参考“官渡之战”一节)。这是一套审时度势的政治、军事谋略。然而,审配、郭图等人有不同意见,袁绍也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沮授、田丰的上述建议被弃置一边。当曹操东征刘备时,田丰建议乘机袭击曹操后方,袁绍却以儿子正患病为由,加以拒绝。田丰愤恨地举杖击地,感叹道:“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三国志》卷六)
袁绍率大军南征,田丰再次申述“持久战”的意见,认为“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三国志》卷六)。袁绍不接受。田丰反复劝谏,袁绍大怒,认为他动摇军心,把他关进了监牢。沮授随军南下,相机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袁绍让颜良率军进攻白马,沮授认为颜良性情促狭,虽然骁勇,但不能独当重任。曹操退守官渡后,沮授又一次表示应采取持久战的策略。袁绍派淳于琼领兵北迎运车,沮授建议另遣一支军队在外围护卫,以防曹操袭击。然而,这些建议均遭到袁绍否定,导致在决战中一败涂地。
袁绍兵败后,沮授被曹军俘虏。曹操待遇沮授甚厚。沮授后来图谋逃归袁氏,被曹操处死。而田丰则被袁绍主动诛杀。(www.xing528.com)
当袁绍兵败时,有人对田丰说:“这次你必定会被主上看重了。”田丰回答说:“假如我军获胜,我肯定能够保全性命,如今我军失败了,我大概免不了一死。”果然不出田丰所料,袁绍回到冀州后,对身边的亲信说:“我不采用田丰的意见,果然让他见笑了。”于是将田丰处死。袁绍虽然表面上温和宽厚,举止大度,喜怒不形于色,但气量狭小。袁绍的性格,田丰是再清楚不过的。
袁绍得到田丰、沮授这样的贤明之士,是幸运的。然而,他却不能恰当地任用他们,辅成自己的霸业。袁绍的失败,可谓咎由自取。就田丰、沮授来说,他们虽然身怀韬略,忠心耿耿,却因托附庸主,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智,甚至还被无辜杀害,他们是悲哀和不幸的。因此,古人讲究“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是有道理的。
相比之下,荀或、郭嘉的际遇就比田丰、沮授幸运得多。荀或、郭嘉都曾在冀州见过袁绍,他们感到袁绍“终不能成大事”,就毅然舍弃袁绍,投奔了曹操。郭嘉离开袁绍时说:
“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三国志》卷十四)
郭嘉对袁绍的弱点看得很清楚。仅就用人而言,袁绍确实礼待士人,但他自己想法很多,却抓不住关键,缺乏领袖所需要的决断能力。因此,他认为与袁绍在一起,是不能成就“霸王之业”,建立“功名”的。郭嘉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田丰、沮授的结局,是个很好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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