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的智谋与曹操的失利

曹操由一个“名微而众寡”的普通军阀到执掌汉朝政柄，进而削平群雄，统一北方，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霸主，除了靠他自身的才能外，更多地得益于他成功的用人策略。“任天下之智力”，是其成功的关键。

最初，曹操率领数千招募而来的人马，跟随盟主袁绍讨伐“废主酖后”后控制洛阳的董卓，两人曾就局势发展有过有趣的对话。曹操当时“名微而众寡”，袁绍则有大名于天下，他的祖上四代人有五位当上了三公这样的高官，所谓“四世五公”，在其家族提携下进入官场、当上大官的人不可胜数，号称“门生故吏遍天下”。所以当董卓倒行逆施之时，袁绍一呼百应，理所当然地成为关东牧守联军的盟主。面对天下大乱的时局，袁绍表示将“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也就是他以今河北、山西为依托，南以黄河为屏障，利用与笼络北方擅长骑射的游牧部族，获得地理与军事上的优势，以武力夺取天下。袁绍并询问曹操的打算。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卷一）

曹操最初的发展并不顺利。中平六年（189），曹操参加关东联军讨伐董卓的战役，在荥阳一战即溃。曹操转回扬州募兵，再次领兵北上，在东郡打败当地一股号称“黑山军”的黄巾军余部，被袁绍推荐为东郡太守。后来因兖州牧刘岱被青州黄巾军击毙，曹操代理兖州牧，才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

曹操任东郡太守时，出身颍川大族的荀或舍弃袁绍，从冀州前来投奔曹操。曹操大喜，称荀彧为“吾之子房（张良）”，让他参议军事。兴平元年（194），曹操杀掉了讥议自己的兖州名士边让，张邈、陈宫等许多兖州士人因此背叛了曹操。他们乘曹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暗中迎接吕布，袭击兖州，几乎使曹操丧失根本。兖州事变给予了曹操深刻的教训，使他认识到，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处理好同名士的关系。

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以“建安”相号召，那些在动乱中流亡四方的名士，纷纷汇聚到许昌，曹操开始大规模征辟名士，延揽人才。他的《短歌行》一诗，表达了希望流亡士大夫归来，自己将加以委任的态度：“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具体负责招徕并举用士人的则是荀或。史载荀或荐举人才的效果说“取士不以一揆”，也就是没有固定的标准，仅举任的“命世之才”便有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当世知名”而“终为卿相”的有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等十余人。其中有些人名声不好，有些人个性独特，“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三国志》卷十注引《彧别传》）

在荀或推荐的人才中，荀攸、钟繇、陈群、荀悦、杜袭、辛毗、赵俨、戏志才、郭嘉等都是颍川本籍士人。连同荀彧在内，颍川士人在曹操的谋士班子中占了十人之多，形成了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谋士集团。另一方面，曹仁、曹洪等与曹操同族，夏侯惇、夏侯渊等与曹操是姻亲，他们都出自沛国谯县，自曹操起兵时就随从征伐。“颍川集团”“谯沛集团”逐步成为曹操政权的两大支柱，他们对掌文武发挥着主导作用。

曹操任用的人才以名士居首，所谓“名士”，必须符合当时人称道的“经明行修”这个条件。名士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是各割据政权争取的对象，曹操也不例外。不过，曹操从一开始就坚持德才并举的原则，注重吸收名士以外的智谋之士。曹操的意图荀或是清楚的，他推荐的上述人才，主要是名士，其中不乏治国用兵谋略者。同时，他并不拘泥于单一标准，像戏志才、郭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都是有失名士风范的，但由于他们身怀“智策”，也受到荀或推荐。郭嘉后来成为曹操的亲信谋士，深受曹操器重。

曹操大规模征辟名士，大致有三个阶段：一、迎汉献帝于都许后，从各割据政权中征辟名士；二、平定河北青、冀、幽、并四州后，大量晋用当地名士；三、平定荆州后，征辟居留当地的名士。荆州平定后，曹操曾写信给荀或说：“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蒯越）耳。”（《三国志》卷六注引《傅子》）可见他对人才重视的程度。(https://www.xing528.com)

在征辟名士的同时，曹操又“不惟名士”。建安八年（203），曹操发布了《论吏士行能令》，将人才的“功能”与“德行”并提，主张重用有“功能”的各级军吏，而不能有所偏废。曹操的确是这样做的，史载：

“（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三国志》卷一注引《魏书》）

无论是于禁、乐进、张辽、徐晃一类名将，还是那些“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他们既得益于曹操的用人策略，同时又为曹操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曹操用人策略的成功之处。

曹操用人的指导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深化，到建安十五年（210）后，相继发布了著名的“唯才是举”三令：建安十五年（210）的《求贤令》、建安十九年（214）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建安二十二年（217）的《举贤勿拘品行令》。三令针对当时在选举用人方面存在的种种弊端，集中表达了以才能为唯一标准、人尽其用的思想。其中，建安二十二年（217）的《举贤勿拘品行令》把问题提得最尖锐，也最具体。今移录如下：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卷一注引《魏书》）

令文先列举了历史上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典型例证，随后具体开列了需要选拔推荐的五类人才。“至德之人”通常就是指名士，“果勇不顾，临敌力战”是就军吏而言，这两类人才的选拔情况比较普通。下面三类人才，包括萧何、曹参之类的“文俗之吏”，韩信、陈平之类的“堪为将守”者，吴起之类的“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在曹操看来，是需要着意提拔、重用的。像吴起那样的“不仁不孝”之人，也在曹操搜罗之列，可见他把问题提得何等尖锐！

后人阅读三国史时，往往感叹三国人才之盛，以及三国之主用人有方。曹操创造性地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延揽英才，共济霸业，尤其值得称道。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列有“曹操用人”一条，列举曹操用人成功十例，很能说明曹操用人与他成就霸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