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变革及其与国民性质的关系

■匪　石

我今且发一问，凡儿生堕世，即发一二种开合音。此开合音发达甚速，三日殊响，一月成声，例各动物，骤高十倍，耳入速率，如是如是。尔时先民有作，导开文明，发扬大慧，段[2]借众音，以号器物。或病隔阂，以限尺咫，则又画制横直，自左自右，或离或合，别音寄之，是谓文字。文字者，耳眼过渡时间之导人也。故竖古今横东西，凡制字必从声，声之源曰字母，其数以地殊，或二十六，或四十九，或增或减。最备者曰梵音，鸟兽昆虫风雨雷霆，诸凡有声之属，莫不变换曲肖。郑志谓梵字一切从闻入是也。西方则逊之，凡音高下清浊已未尽得神似，然分合诸母以支配各分子，一生二，二生三，乃至于不可量，能利用其声音者也。独中国始制文字，不以发音为符号。制字发音二者，分别发达，二二比附，四声以成，求其神肖，抑不可得。夫通世之邮，曰口眼耳，三官不一系。天籁不可得而闻已，乃曰，余拊琴戛石，天神降，地祇升，则何以故？如是我闻，音乐开幕之期，莫如吾祖国先。昔者伏羲作瑟、作琴，尧作磬，舜作箫，其寄于乐，黄帝曰“云门大卷”，尧曰“大咸”，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殷曰“大”，周曰“大武”，实为六代之乐。夫使我生今日，拨除故簏，掇拾二三名词，借影昭代，仿佛泰平。按之实际，究亦何当？试思放熏以降，距周不过千年，孔子已谓古乐失传，岂不以先代作乐，无非揄扬盛德，夸大功勋。即在当日，亦仅作之郊庙，歌之朝堂，奴臣婢妾，以蹈以舞。若曰将于是卜民族之兴亡，觇国统之隆替，斯焉澌灭，夫岂在是。而况朝家代殊，礼乐示不沿袭，其必更易名号，改窜乐章，殆如惯例，不可骤革。若是者，当时则荣，易世即亡，亦数焉，不足怪也。

虽然犹有一二取是者，则以如前云云，虽未能发挥国民之精神，尚足以代表寡人之性质及行为也。子谓《韶》尽美，谓《武》未尽善。春秋时，卿大夫宴飨之际，必佐诗歌，类能觇其终始，据左史所传，无或爽焉。孔子者，音乐改良之大家也。其言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今所谓感情教育也。乃叙别贞淫，或删之或仍之，于国风见分治，于雅颂见统一。东西国歌，夫容多让。奈何一厄于子夏，再厄于墨翟。夫子夏传诗，仅得文义。墨氏学说流衍，其在战国，盖与儒中分天下，而论唱非乐，自陷悲苦。乃至秦楚争扰，鲁歌不作，魏晋代嬗，鹿鸣仅存，宣尼耰锄之功，至是尽毁。呜呼，不其恫欤？

诗之亡也，庶人犹有余慕。荆卿易水之章，项王垓下之奏，音节悲促，令不卒听。嗣兹者古诗十九章耳。夫古乐既亡，乐府代兴，绍述风雅，是固无取，然犹谓近似也。唐时乐府失传，继以绝句。宋继以词，元继以曲调。大抵世愈近则音益靡，格益降。有文无声一也，有声无音二也，有音而器不调三也。古者乐官世守其职，其或遭故，盖不自菲。又皆执守一器之学，或有精通博记者，则必为是官之长。试观鲁太师挚以下诸人，斑斑可知。而在近世，凡歌诗奏曲，皆出自文人墨子，藉兹遣怀，无当大雅。即不然，亦类皆市井无赖之所为。呜呼，以如是人，习如是学，而求其宣扬国魂，振刷末俗，不待终毁，夫我亦固已知之矣。

以地别乐，亦不自今日始。昔者太史氏，岁以时巡行各地，而察其风俗，辨其贞淫，以统一于邦畿而和合之。惟以朝野殊等，凡明堂所奏，宗庙所用，必出于皇王之什，盖君主专制若此其尊严也。其后王家衰弱，不能统御群侯，则各就自地，特别发达，国风十五，斯为明验。虽然礼乐出自诸侯，十世希不失者，施及战国，益复离析。史所称郢中之歌，已与国风有异。奈何风俗益降，交通益寡，地方语言益分崩离绝，咿咿土歌，靡靡时乐，流派益益多，历运益益促。今日乐曲之号称稍古者，乃推昆曲，昆曲始于明嘉靖之岁，逮今未远，而能者盖寡。而所谓京音、所谓秦声、所谓徽曲，风靡中土，迭为兴废。鄙哉，亡国之音也。

故我敢下一断语曰：世人其不言乐，苟有言，则于古乐今乐二者，皆无所取焉。何以故？以皆负绝大之缺点故。

（一）其性质为寡人的而非众人的也。世益进文明，则众人会合之事，月不可计，日亦不可计，萃此离涣，厥惟音乐。故乐学界说，当以和众为第一义。吾国人性质则大反是，亲朋二三，团首絮语，然自足，以为大乐，则字曰清谈。若众客杂聚，披陈演解，偶一厕足，蹙眉以为喧，疾首以为可厌。其于乐也，亦自寡人方面为种种之发达。而器亦随之，如琴如瑟，如管如箫，皆足以悦少数人之耳，而不满于多数人之希望者也。客有歌郢中者，“下里巴人”，和者数十，若为“阳春白雪”之曲，和者不得一焉，此以和寡为曲高也。伯牙善弹琴，崚嶒如高山，潺湲如流水，弹曲未终，喟然长叹，想望知音，恨未得遇。吾叩其怀，若以人知为大耻，必极于世无知音，而后自以为得也。虽然，孟子有言，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其终言曰，与民同乐。参观问答，盖含有众人会合之意味。惟理涉政治，于乐无取。又以古乐俗乐为别，则自破除自障碍，犹之不知乐也。故乐也者，所以汇合不齐，而使倚托于一途也。昔者东西大宗教家，莫不由之。惟佛与耶，亦已明验。佛乐衰矣。耶氏足迹所至，必建会堂，小或仅如田舍，纵横不十步，然户内乐座杂列，每说教时，歌弹间作。听者其心如窅，向所怀虑，至是尽释，皈依顶礼，莫敢或畔。何哉？其声有消化万有之力，又以起参会者之感情也。故今日言音乐改良，首当注重斯义。

（二）无进取之精神而流于卑靡也。夫音乐与国民之性质有直接之关系，其肇音也卑，其作气也必馁。古乐虽不可得闻，然模拟其声歌，仿佛其衣冠笑貌，或以高尚，或以慷慨，或以和平，或以强鄙。是数德者，盖有之矣。若曰直取进行，美盛圆满，则吾未斯之能信也，虽然，犹有此数德也。今日适于我国民之嗜好者，更复何等？昔尝品骘时乐，评昆曲之辞曰，昆曲如野花，如山人，人因之以弱，国因之以衰，然犹不失为洁也。评北曲之辞曰，北曲如泥醉，如梦呓，顽人之写照也。评秦声之辞曰，凡乐有七音，秦得其一，非正也，其为哀也伤，其为乐也淫，心如促，耳如窄，则纯乎亡国之音矣。评诸杂曲之辞曰，此婢妾之声也，胡为乎来。嗟乎国民，其口其声，而乃若此，其学为奴隶也欤。原夫圣人作乐，所以一国民之感情而已，而又随其修养程度之高下，以为嗜好厚薄之差异。《乐记》所列琴瑟钟鼓之效，万莫逃之。世有知者，移其植果于德教，吾知获效必矣，而顾使市井鄙夫，恣为播弄，以斫丧我民良，灭绝我种性。呜呼，此非俳优之罪，而实今日言教育者之罪也。

（三）不能利用器械之力也。器械力有未至，虽以智巧之士，又益以时日，而所费劳力与所用时间，常与器械力为反比例。故欲一般普及，转呈大难。吾国丝竹之节，盖甚单简，非技术熟习者不能用也。反之，西乐乐器，皆自学理上倍征其利用，操纵离合无不如志。康熙时，西乐流入于中国，尝采其五线音谱，以符合于吾国乐器，音节顿合，忽增美备。昔释氏为众生说法，铙鼓方作，一时十方菩萨，皆来临会。吾国亦有“百兽率舞”“凤凰来仪”之说。乐之感人如此，其深切著明也。（今释经所传咒语，度为释氏乐谱。释氏传其音，吾国传其义，故吾乐亡，释乐不亡。若今佛者演习咒语，不能冥契神合，则以佛者口语，已异梵音，又精神不足以贯彻也。）故使圣人作，制定乐律，上则求之帝释，其次亦当博采东西乐经，以为中乐革新之先导，而不然者傎矣。(www.xing528.com)

（四）由于无学理也。乐为六艺之一，其所建筑，必以学理为基础。吾国乐谱，其在古昔，未尝不特别发达，别以五声，序以十二律，叠积音字，以作音节。又重积之，以为音曲，故秩然可寻也。奈沿流昧源，谱曲尽佚。今乐之以谱名者，厥惟弦琴，然奧深难喻，习者盖寡，《班志》《乐律》二书，足称是矣。而理与器违，非适于用，自余各器，无所谓曲谱者矣。且我国又以师传为贵者也，孔子大圣，犹师师襄，鄙夫略得毫末，诩然自夸，不以人告，又不欲笔之于书，故旧乐日益消灭，而新作亦复绝响。负兹二愆，无惑乎日底于浮薄佻达之域也。故能占学理上之优等者，要惟泰西之乐。乐不一曲，曲不一谱，其始也能因，其终也能悟。故将来有研究音乐普及问题者，首宜注意于是，而尽洗向者师匠秘传之锢习，或一当耳。

然则今日所欲言音乐改良，盖为至重至复之大问题。诗亡以降，大雅不作，古乐之不可骤复，殆出于无可如何。而所谓今乐，则又卑隘淫靡若此，不有废者，谁能与之？而好古之子，犹戚戚以复古为念。虽然，吾向言之矣，古乐者，其性质为朝乐的而非国乐的者也。其取精不弘，其致用不广，凡民与之无感情。何以知其然也？魏文侯谓子夏曰，吾端冕以听古乐，则惟恐卧，其不能发人美感明矣。且我非敢谓必尽弃旧乐也。虽然，徇其名而失其实，于我亦恶乎取。抑我又有一确列（例）焉，则日本今日是也。维新之前，所用乐器，若琴、笛、琵琶、胡弓、三味线之属，类皆出自中土。明治改革，盛行西乐，自师范学校以下，莫不兼习乐学，未闻有妨于国民也，而今日犹日以音乐普及为言。嗟我国民，若之何其勿念也。

故吾对于音乐改良问题，而不得不出一改弦更张之辞，则曰西乐哉，西乐哉。西乐之为用也，常能鼓吹国民进取之思想，而又造国民合同一致之志意。其大别二：曰雅乐，则学校及家庭之所用也；曰军乐，则军队及种种进行时之所用也。日本则军乐兼及于学校。庆应塾者，学校之原动力也，校中起居坐止，皆以军乐，盛之至矣。故吾人今日尤当以音乐教育为第一义：一设立音乐学校，二以音乐为普通教育之一科目，三立公众音乐会，其四则家庭音乐教育是也。吾国家政之衰，至今而极，乃至父子相仇，兄弟相阋，妻子相怨。盖古说主严，谓家政如国政，而其敝乃如此，积压之极，遂生溃乱，甚或投身于淫佚不洁之地，以戕其生，以破其家，以妨其社会。究其原始，则皆以家庭无音乐教育故也。呜呼，入其国，过其都市，弦歌之声，阒焉不闻，但见青楼丹楹，管弦杂列，冶郎游女，嘈杂笑谑，若之何其不淫且佚也。

夫我非能知音者也，顾以为不言教育则已，苟言之，其必以感情教育为上乘。盖感情者，使人自入于至情之范围，而未常或判者也。夫论事不外情理二者，泰东西立国之大别，则泰东以理，泰西以情。以理者防之而不终胜，故中国数千年来，颜、曾、思、孟、周、张、程、朱诸学子，日以仁义道德之说鼓动社会而终不行，而其祸且横于洪水猛兽，非理之为害也，其极乃至是也。以情者爱之而有余慕，而又制之以礼，则所谓人道问题，所谓天国，所谓极乐世界，皆互诘而无终始，至情无极，天地无极，吾教育亦无极。嗟，我国民可以兴矣。

（原载《浙江潮》1903年6月第6期）

[1]原文编入“文学”栏目，标题后有如下字样：“此篇例入美学，以本志无此专目，故栏入于此，体例外谬，阅者谅之。”

[2]原文如此，似为古字“叚”之误。